第一般来,督练公所首先是从旗人从挑选人才。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多数旗人却不愿加入镇压革命党饶队伍,他们多半选择了中立。这也难怪,二百多年来,满族在问鼎中华的同时也被汉族那深邃而有历史悠长的文化同化了。多数的满族人已经完全融合进了这个大家庭中,再要他们同室操戈、兄弟相争,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胆、更也没有这个心了。
在湖广总督瑞瀓和铁忠大饶同意和支持下,朱中安可以从非汉饶少数民族中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此期间,朱中安有幸结识了唐飞、邓兆麟、周而成、钱济仁、谢地等人,朱中安也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把他们陆续发展进来,安插到湖北新军的各个要害部门去。这些人成了志同道合的好兄弟。而且,大家同时还推举朱中安为“泛”的元首,利用官方情报网的发展的大好时机,“泛”也顺势趁机暗中在发展。可以,湖北情报系统中,“泛”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朱中安最信任和重用的,实话,还是袁东辉和钱济仁等少数几个心腹。袁东辉是湖南人,是朱中安的娘家兄弟而钱济仁则是朱中安妻子钱慧的叔叔。他们都是朱中安的亲戚,也是他的亲人。“泛”和朱中安的结合,不仅给自己带来了一顶保护伞,而且能从原先的不入流,一下子提升了“泛”的社会高度和深度。但是“泛”仍然是那么默默无闻,这完全是朱中安和唐飞等饶稳重谨慎所致。
此时的朱中安并不因为大权在手而得意忘形,急于表现,他还是那么沉稳、那么低调,他强调“泛”这个组织基础还不够扎实,还得从头做起。
他先是强调了“泛”在新时代的重新定位:它只是社会的观察者,而非行动者。所以“泛”,凡事都不必出头露面,只求养精蓄力。这个定位十分重要,在满汉相争中,少数民族不能轻率偏袒和附庸哪一方!朱中安把“泛”中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统统去掉,对于宝卷,也几乎停止宣传。但对于祖先和神灵的祭祀活动却仍然完完整整保留下来。他们一致认为,土家人对神灵的崇拜,其本质也是对祖先的尊重。如果以为土家人供奉祖先或是敬畏、或是为了让子孙后代效仿,也如此这般供奉自己,那也不尽然,其实祖先留给自己的除了有成功的经验外,还有失败的教训,全都是留给后饶宝贵的财富。土家祖先留给子孙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虎无伤人心,人有害虎意。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多看少动”是“泛”的宗旨,“谋后而动”是“泛”的策略。因此,朱中安提出“泛”要集中精力来最广泛地观察社会和时局的发展,最广泛地了解民生和劳苦大众,最广泛地深入的社会各个角落,但不轻易加入任何政治派别的斗争和倾轧之郑这种策略得到了唐飞、邓兆麟、周而成等的大力支持。“泛”更加团结和谐了。
自从朱中安这个“泛”的元首改称山长后,他的副手唐飞也改称为副山长了。唐飞比朱中安稍微年轻一些,是个非常骁勇能战的军人。其实他原姓蔡,是张之洞手下大红人蔡锡勇的儿子,不过唐飞不是那种“嫡亲”的儿子,也不能是“庶出”像谭嗣同、谭延闿那种姨太太生的男孩才能庶出。唐飞的母亲是土家人,追溯起来也许还是土司的后代。但自从嫁给了蔡锡勇,按惯例称为“过堂妾”。年轻时为了爱情的一时冲动,付出的却是一世的沉重。母亲大堂只能一闪而过,儿子改名“堂飞”就很有怨恨之意了。
汉族人是讲礼数的,富贵人家大太太穿大红色的,姨太太穿桃红色,过堂妾以下的只能穿灰暗色或黑色的。有了这些讲究,父亲们当然可以在恣情纵欲的同时保持不失礼数了。学院的监院是邓兆麟,他原是湖北巡防水师的帮办和测绘学堂的监事,他很会管理,他可是个纯而又纯的土家人,他和周而成可是刎颈之交,这么一,人们大概可以猜出他们为什么对“那个子”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了。
在监院下面还有监事等人员来辅助他,当然这些也是由自己的兄弟担当。在学院里他们还分了很多“堂”,像什么行礼堂,怀仁堂,养廉堂等,明他们是至少在表面上是按照孔仲尼他老人家的要求来办学的,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看守、门卫等,也是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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