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的目的,是为了改革。
改革,并不只是一句空话,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去了解百姓需要什么,这个国家需要什么。
一个国家想要运转,终究离不开三个字,劳动力!
要搞明白这其中的奥秘,就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
劳动力从哪来?从百姓中来。
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都很清楚一件事情,那就是发展国家,必须压榨百姓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主要用来做什么?
种地。
中国古代属于小农自然经济,总结起来就四个字‘男耕女织’。
因此,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
从奴隶时代的井田制,到封建社会的租佃制,都是为了从百姓身上压榨劳动力。
国家兴于土地,也亡于土地。
春秋战国开始,几乎每个朝代初的口号都是‘打地主分田地’,到后期却都是大肆搞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指土地愈来愈集中到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没有土地。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大地主为了拥有更多的土地,采用各种卑劣手段,尤其是灾年,地主巧取豪夺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变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沦为佃农。
事实上,这么做无异于饮鸩止渴,自寻死路。
农耕时代的小农经济,土地是百姓生存的命脉所在,压榨的太狠了,百姓就没心思种地,躺平了。
而躺平的多了又会发生什么呢?就会触底反弹,就是造反。
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最后都是亡于此。
百姓活不下去了,只能推翻了重新洗牌。
《韩非子·显学》中说:“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
意思就是说官吏们征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而君主供奉的却是那些著书立说的学士。对于种田的人征收重税,对于学士却给予厚赏,这样,再想督责民众努力耕作而少说空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正应了那句话,天子当与百姓共天下,非与士大夫公天下!
不说远了,就拿元朝来说,《元史》卷154《郑温传》上说世祖赐郑温常州田三十倾;卷173《叶李传》说世祖赐叶李平江田四十倾;《元史》卷134《撒吉思传》,世祖赐撒吉思益都田千倾,《撒吉思传》译文:朝廷授撒吉思山东行省都督,后任命为经略、统军二使,兼益都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相当于现代县、区、市、省等地方政府的党高官一职)。撒吉思辞谢,上书说:“山东是重要地方,应选派贵戚来镇守。”世祖不许,还赐他京城宅一区,益都田千顷。
要知道忽必烈时期,元朝版图是很大的,可就连撒吉思这样的封疆大吏,都才赐田千倾,可想而知元初对土地兼并的问题是比较抑制的。
可到了元武宗时期,赐田万顷已经不在少数,千顷或者五千顷更是数不胜数。武宗至大二年在江西地区,三品官职田的佃户有五百至七百户,下至九品小官,还占有佃户三十至五十户,苏天爵《滋溪文稿》卷9《元故太史院赠翰林学士齐文懿公神道碑》有言:“闽宪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率破产偿之。”意思就是,福建的法令规定,每亩田每年要上缴三石,让百姓破产都偿还不起。如此苛重的地租,简直是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这就形成了“大家收粟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情景,有许多的农民也就因此而破产,走上了流亡的道路。
元朝后期的腐朽统治,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反映到民间,就是剧烈的土地兼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致使民不聊生,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
明朝呢,明朝其实和元朝的灭亡原因很相似,都是因为土地。这也不奇怪,毕竟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无外乎是争这一亩三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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