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代价 (6-4)

从前面的记载看，与宋朝比，元朝对私杀牛的刑罚有所减轻，只是杖责一百七。对合法杀牛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对“老病不任用者”，在经过有关部门检验后可以宰杀。对宰杀后得到的牛角牛筋要上缴官府。在元末元顺帝时期，他曾下诏:“盗牛马者劓（割鼻）。盗驴骡者黥额（刺面额涂墨），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对盗牛马的刑罚作了进一步明确。

在食用牛肉方面，由于统治阶级蒙古人和社会中上层的色目人都喜欢食用牛羊肉，主要是羊肉，这一时期的饮食风气出现了不少以牛肉为主要原料的菜品。《元典章》记载，元初时“内外官员士庶之家，凡是婚姻庆贺一切宴会，往往宰杀马牛食用”。《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虽是以北宋为故事的时代背景，但书中的食用牛肉却是以元朝实际情况为底本。因此，书中出现多达30多次吃牛肉的情节也不足为奇。

明清时期:对宰杀耕牛的限制进一步放松

在明清前期，对宰杀耕牛的限制曾进一步收紧，但是到了明清后期，对宰杀耕牛的限制进一步放松。按照明朝初年的法律，屠宰耕牛也是犯罪行为：“故意杀死他人马牛的，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马牛的，杖一百。耕牛伤病死亡的，不报官府，私自开剥，笞四十。”

《大清律》中有明文规定，“若故意杀他人马、牛者，杖七十、徒一年半；驼、骡、驴。杖一百，若计赃重于本罪者，准盗论。若伤而不死，不堪乘用及杀猪、羊等畜者，笞三十。其误杀伤者，不坐罪，但追赔减价。“

由此可见，杀害他人牲畜罪远比自家宰杀要严重得多，轻则体罚，重则徒刑一年半，至少也要减价赔偿。但是，对那些老病耕牛，在经过官府报备后，还是可以合法宰杀。清朝《归田琐记》中记载：“（乾隆时期）达椿善啖，“家甚贫，每餐或不能肉食，惟买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饱。”可见当时牛肉是穷人果腹之物，价格不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官方对私杀耕牛的限制愈发力不从心。到了清末年间，清政府对“宰杀马牛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新订的律法减轻了宰杀牛马的罪刑，将许多体罚改为罚金，而且罚金的数额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来制定。

进入民国后，保护耕牛的法令几乎形同虚设，食用牛肉大行其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业化早期，缺乏机械化农具，对保护耕牛还是相当重视，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农业机械化迅速普及，人民对食用牛肉的需求不断增加，牛肉早已走入了千家万户，许多牛肉菜品风靡全国，这也使得对牛的利用回归本源，幻化为饕餮盛宴，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唯独遗憾的是，那往昔司空见惯的田园牧歌，却是难觅踪迹，逐渐消失在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中。

畜力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最为重要的动力，而用牛来耕地最为便利，因此用牛耕田最早且最为普遍，因其广泛使用，牛便被称为“耕稼之本”。因而古人称：“有田无牛犹之有舟无楫，不能济也。”西周的《礼记》曾云：“诸侯无故不杀牛”，除了必要时的祭祀和会盟，诸侯在平常事日也要受礼法约束，不得妄杀耕牛。

对于与耕牛的保护措施，不同时代有着他们各自的特点。千百年来王朝不断的更迭，可对耕牛本身的重视程度却出奇的一致，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统治者们“使民尽力于地力”的政策，最为重要的是耕牛的确很便利，付出的成本也远比人力水力更节约成本，有利于古代社会制度下国家的健康发展。

不同朝代保护耕牛的政治和法律手段

1、唐代以立法确定耕牛保护并且赠予耕牛提高生产积极性

在唐代，统治者重视农业，因为常年的对外战争，隋朝年间民间富庶景象到了贞观初年十不足一。贞观初年民间天地多有荒芜，农民躲避战乱，隐瞒户口，土地荒置，面对此种情形，太宗专设劝农使，专司农业耕种，同时发布均田令，为无地少地者提供土地耕种。

太宗李世民曾下诏说：“牛之为用，耕稼所资，多有宰杀，深乖恻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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