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对于古代的历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中不少野心勃勃之辈。唐志常想,还好现在是太平盛世,如果是乱世,这些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混世魔王。因为沉迷其中,唐志渐渐忘却了失恋的伤痛。
中国古典文献对于商业描述很少,这也造成震旦的知识分子对于经济学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减负降税,勤俭持家,好像不会别的。太祖就承认自己不懂经济学,有人说太祖不摸钱,这可能是真的。经济学就是关于财富的学问,财富集中体现在钱币上,不爱钱就不能理解经济学,这是一定的。
经济学就是在钱眼里翻筋斗,当然也有一些大英雄,不为方孔先生所困,比如马爸爸,“我从来没碰过钱,我对钱不感兴趣。”
正因为如此,唐志准备给大唐的文化注入商业的基因,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就是最好的工具。这本书的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锐的。他像后来的马科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唐志把《国富论》拿出来主要是针对震旦儒家的一些保守观念。因为震旦的科技发展极其缓慢,所以大家都形成一个观念:社会的财富是固定的,你多拿一份,别人就会少一分。以此推断出重农轻商的政策,因为只有农民才会创造财富,而商人则是蛀虫一般寄生在社会中。
《国富论》悄悄相反,提倡重商主义,指出社会财富是可以增加的,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主要有两条途径和一个保障:途径之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它主要依赖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换过程的顺畅;二是增加劳动者人数,而这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适当的资本运用。
有了分工,就会涉及交换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必须通过平等自愿互惠的市场交易,才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于是商人的地位从中凸显出来。
为了让大唐朝野这帮老古董惊诧,唐志和康有义密谋,虚构出一个大西洋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英格兰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把18世纪西欧大陆的历史放在亚特兰蒂斯大陆身上。他们已经造出坚船利炮,现在正在大航海大混战。因为英格兰大陆和欧洲大陆有一段强暴风带,所以两个大陆之间信息隔断,只是偶尔有被风暴吹到欧洲海岸的商船被人发现,传来了一些亚特兰蒂斯的一些零星消息。这本《国富论》就是这样来的,以后唐志想出版的任何科技书籍都可以安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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