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周而成总以为这是事一桩,如今联想起来黄金忠可疑的地方多多。“那怎么办呢?”周而成声嘀咕着。“对那个汉口的乐维堂,已经派弟兄们在仔细调查了,如果日本人也插手进来的话,我们倒是要提防了。唐飞已经带人去湘西凤击查这个黄金忠了,估计一定会有什么情况。一有情况就通知你。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你可以暗中观察这个黄金忠。注意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切切注意!”朱中安提醒道。望着周而成离去的身影,朱中安不由得开始深思起来。要那批财物的发现,周而成是第一个有功之人。一个偶然的机会,周而成在洋人所办的汉口时报中,看到了东普鲁士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路德维磕一篇报道,谈他对国内目前经济发展的看法。这位教授指出:国内的货币政策非常混乱,由于保守和信用低下,只能接受银铜等金属货币。
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像样的银行,只有一些票号和钱庄。缺乏对整个市场的调控,也无法支持资本的运作。路德维克教授认为:国内的冶金技术的低下,金属货币制作只能停留在浇铸上。用这种工艺做出的铜银货币过于粗糙,厚薄、大以及成色不一,反过来又严重地影响了货币的信誉。而西方国家由于蒸汽机的出现,大型的压铸机使得金属货币制作精良,成色划一,成功地解决了浇铸工艺的缺陷和不足。路德维磕文章中提到了原湖北总督张之洞,他称赞张之洞是一个国内少数懂得经济的人。
张之洞奏请清王朝,获准在湖北开铸银元。他定购了整套压铸银币的制造设备,所有的原料银条都是进口的,这些原料不仅纯净度高,而且比国内市场的价格要低很多。当新的压铸的整齐划一的银元出现在人们眼前时,那种清晰可见的文字和图案突破了原来浇铸的银元的朦胧感,你会觉得这才是钱!国之银,国内所产有限,大部由日本和菲律宾输入,其数量仍不敷全国广泛应用。
所以,银根极紧,利息高,赊欠不易,信用借款无法发达。最为发达的金融机关则为典当业,其所放款为消费而非生产,对规模经营的工商业毫无帮助。银子的相对稀少,使得它和米谷的比价在百年之内上涨了近五倍,这样一来,老百姓的生活无形之中下降了很多,人民苦不堪言,但也搞不清到底为什么。
张之洞看到了这一点,他在1896年筹办湖北官钱局,发行了一串文官钱票500万张,与制钱俗称铜板同时流通市面。由于有充足的银币作为准备金,可以随便兑换,又有各地的官钱分局做到了及时存兑,因此,官钱票发行之初,币值稳定,民间信任。一下子改变了湖北钱少价昂、商民交困的局面。对湖北的经济起了很好的稳定和促进作用。周而成发觉这位路德维克教授提到了一件很重要的消息,而这类消息在华文报刊中是很难透露出的。这就是张之洞的货币政策尽管在湖北有显着成就,但却引起最高层面某些饶不悦和嫉妒。
接着,由掌管全国财政的户部大臣出面,指责张之洞的做法“逾越权限”。暗中争斗的结果,清朝廷决定成立户部银行,同时立刻废除张之洞原先开铸的那套银币,尽管它是那么精美,远甚过国内同类“产品”。这批银元公开发行了七千多万元,大部被收回改铸,这就引起了官钱的信用问题,虽官府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因为老百姓本来对官钞就有看法,张之洞在湖北辛辛苦苦创立的良好局面,实际上是“毁于一旦”了。不过,就这批银元本身而言,因其制作工艺精美,加上毁掉了原版成为绝版,除了实际上的“银本位”,还更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当周而成和唐飞认识后,终于有一次,唐飞、朱中安、邓兆麟、钱济仁、周而成等人认认真真地坐下来,仔细探讨一番。他们逐渐发觉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唐飞其实是蔡锡勇的亲儿子,而这个蔡锡勇恰恰就是被张之洞委以重任的人。1893年,张之洞在武昌三佛阁街创办湖北银元局,总办就是蔡锡勇。蔡锡勇全心全意地干活,果然不负张之洞重望,第二年,银元如期铸成了。这些银元先在武汉三镇试用,效果很好,逐步推广到安徽、江西、江苏等地使用。也很受欢迎。蔡锡勇让儿子唐飞入银库,当了一名普通的库兵。不知为什么,从唐飞当兵的第一起,蔡锡勇就要求他绝不暴露俩饶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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