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朱中安 (2-2)

他提出避开闹市，在名山之上创办一座自己的书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对现今社会的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最好是名山，使书院与风水相接，与历史相承，在安逸之中追求着对各民族文化的揉合，在高不胜寒处保持着对社会冷静的观察。邓兆麟研究过明清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两湖的教育。地方教育主要是府州县学，重点习礼、射、书、数四门兼读“御制大诰”。政府控制严又缺少经费，私塾就发展了。但私塾毕竟太琐、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下英材，而离开教学的高质量和学教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大大缩水，就像宗教失去了膜拜，比赛失去了气氛，制造不出大批高级的人材。书院就是“民办官助”下更大规模经营的私塾的扩张，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唐代。千年来，两湖的文化时盛时衰，得以维系的和发扬光大的就是书院。特别是四百多年前，在岳麓书院进行的一次极为着名的“朱、张会讲”，大大提升了两湖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的同时，也使书院得以发扬光大。同为“东南三贤”的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理学大师，一个是性学大家，都已代表那时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最高成就，连续论争三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这就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学术交流的典范，激起了两湖讲学和教育的高潮，以岳麓书院为首，两湖书院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些书院集中了大量海内最高水平的思想家、教育家，学术思想活跃，致使两湖地区风气大变，人才辈出。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汉族一批高智商的文化人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学术文化理想，又能吸收广布民间的文化精英，它超越了私塾而成为更高层次的思想文化交流的讲台和教育的机构。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院当数东林书院。

在自然状况下，文化学术最活跃的地方，多半也是人文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东林书院有一副千古流传的对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下事，事事在心。东林书院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毁于一旦，但全国的书院却发展更快。两湖地区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江汉书院。岳麓书院的正门口骄傲地挂着一副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把它描绘成下英材最辉煌的荟萃之地，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这和两湖文化处于政治边缘却始终欲与公试比高的那种霸蛮气概很有关系。清初，为避免汉族文人以书院作为反清的基地，朝廷对书院采取了压制的政策。直到雍正时期才重新对书院开禁，但加了些附加条件：私办书院须申报审批核准书院山长皆由督抚学台聘请学生必须经各省道员和布政司考核学科以课试为主。此时，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和官学的补充。到了晚清，西学东渐，书院又逐渐向学堂变化，其实，名称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教学方向和教学质量。在朱中安的执掌下，门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由“泛”中兄弟十半月轮流会讲，相互问答。其它时间以研讨为主，辅以个别指导。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弟兄们和家眷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采用更加有效的办法。不过，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现在他们这些人并没有死守着钱，而是在加紧时间学本领，日子挺舒畅的同时并没有虚度年华。刚入大庸，他们想把书院建在门山寺。做了一些初步调查工作后，他们发觉那儿人来人往太显眼了，现在还不是他们现眼的时候，还是搬到门山旁的冷僻的崇山为好。山之雄峻往往不在于其海拔高度，而在于相对于四周景物的绝对高差。崇山看上去没有门山高，可是它的环境更适合人类的休养生息。

由于崇山四周皆为一展平畴，又有四崖陡绝，孤寨浮空，鸡鸣上，犬吠云中的诗意，更奇得是在山顶有平整的地方，按土家饶叫法为“盖”，也有叫成“界”的。这就成为文人笔下的令人向往的悬圃田庐，上人间。而且只有穿越一道“门”关隘，盘绕着“梯”方能拾级而上。它是个现成的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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