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棉花战争 (4-3)

事实上，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即针对外国商人在羊城的滞留期限、禁止广东商人与外国商人之间的资金借贷等问题提出建议：‘奏广东各国商舶所集，请饬销货后依期回国，不得住冬，商馆毋许私行交易，毋许贷与内地行商资本，毋许雇内地厮役。’

乾隆二十五年，针对外国商人贸易经费正常化问题，他又提出：‘粤海关各国商舶出入，例于正税船钞外有各种规礼，应请删除名色，并为归公银若干。各口仆役饭食，舟车诸费于此核销。并下部议行。’

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是因为李侍尧觉察出当时来羊城的外洋港脚船在羊城交易的货物几乎都是棉花，而归航时只带走税额相对较低的白糖和白矾，羊城基本无贸易利益所得。这种状况对于广东商人来说是不利的。

乾隆二十五年，就是1735年，基本从那个时候开始，棉花、棉布的对外出口已经在减少，也恰巧从那个时候开始，羊城一带的纺织业大踏步的发展，而它的发展模式有点特别。

从外面输入印度棉花、美国产衣料制品、英国产的棉布衣料，经十三行之手进行转口销售或二次加工后销售，陆地棉织的棉布以物美价廉在平民市场全面挤垮了本土木棉布的生存空间，只剩下南京布因颜色与质感还有出口的一席之地。

十三行也因为和英国佬合作愉快，后来英国佬带着他们做更赚钱的买卖。”

“鸦片？”洪英东问道。

“是的。”

冼耀文接着说了棉花与欧洲内部争斗的关系，棉花与美国内战爆发、棉花禁运、解放黑奴等事件的关系，顺便还提起一个组织“曼彻斯特棉花供应协会”，随后把话题过渡到离当下不远。

“1844年不平等的中美《望厦条约签署，满心希望的美国商人却失望地发现清帝国‘病而不死’，强大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排外意识，令美国人伤透脑筋。

最恼火的莫过于美国棉纺业与航运业，美国独立后的100年间，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南部棉花种植园、北方纺织厂和沿海航运业的密切合作，通过外销获取利润，扩大再生产。

由于英法等欧洲列强控制大片殖民地，美国棉花及棉布产品只能在狭窄的国际空间里寻找买家，而刚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开大门的我们无疑充满金钱的诱惑。

然而华国棉花及其手工土法织物同样是华国传统出口拳头产品，直到19世纪50年代，华国纺织品仍然垄断远东市场。1860—1864年，上海的美国洋行不得不将滞销的马萨诸塞棉布转给英法联军和西班牙菲律宾总督，转而改行组织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但在西方武力掠夺、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的多重打击下，基于小农经济的华国棉花及纺织品产业最终衰落。

1880年美国从华国进口约2200万美元，对华出口仅100万美元左右，然而到1902年时，美国对华出口已经超过进口，其中对华棉花出口起色最大。

从19世纪末起，以上海、天津、汉口为代表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兴起，如同西方工业革命从棉纺业应用蒸汽机开始一样，大批民营企业家进口美国棉纺机器。

本土棉普遍纤维较粗、易发散，机械处理中易生废棉，而美国棉花在品质、含杂、水分等方面具有优势，更适合美制棉纺机器。即便如此，国棉和美棉依然能打成平手，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华国仍是世界第三产棉国，皮棉产量超过1700万担。

后来随着引种美棉成功，华国棉企和棉农在外商冲击面前仍留有一席之地。

转折点就在抗战爆发后，受到战争的影响，本土棉产量出现断崖式下滑，因为在战时，这些问题也不突出，但等抗战胜利，内迁的棉纺厂纷纷回归复工，需用原料激增，原棉短缺的问题就暴露了，不，应该说经济上的很多问题都暴露了。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国民政府在1946年动了货币，动了外汇，国内的物价上涨是汇价的将近7倍，这一下子让本土棉花比美国棉花每斤贵180元法币，占尽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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