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然而商业的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都让那些商贾勋贵和文人士大夫们瓜分了,小民和朝廷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这个时候,国家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士大夫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是商贾的代言人,如果朝廷要加商税来提高国库的收入,就会受到他们的疯狂阻挠。
明末的商人占有了当时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纳点商税本来就是应当的,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
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那就只能造反了,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万历皇帝没有妥协,顶住了压力,增开了不少商业税,降低了国内矛盾,不过却也在死后遭到了无耻文人的唾骂和满清的污蔑中。
崇祯过分执拗于祖制,被文人士大夫们一顿忽悠,不敢越雷池一步,本来就没收上多少税款,还减免了不少,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都转嫁到小民自耕农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不断加大,最后走上了亡国之路。
对陈邦彦,朱由渠此刻内心充满了好感,他刚才一番针对大明根结的精辟言论,和朱由渠前世的认识所差无几,他顿时有种找到了知己的感觉。
到了这时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不仅是为了这一个被埋没了的人才,更在为天下而哭,为黎民百姓而哭,为大明的江山社稷而哭!
良久之后,他深吸了口气,道:“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依先生之见,我大明如何才能中兴?”
见皇帝饱含着期盼的语气,陈邦彦突然忘记害怕,也忘记注意礼节,抬起头来,双目炯炯地望着皇帝,朗声说道:“臣意: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复疆土,收民心!如此,方可中兴皇明!”
“好!好!好!”
朱由渠连说了三个好字,神色之间仍旧难掩兴奋之色。
短短的一句话,朱由渠已经清楚的确定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同于阮大铖的世故与圆滑,其一言一行,与因循守旧,颟顸无能的大多数文臣不同,有着强烈的锐意进取之心。
特别是他高屋建瓴式的治政主张与自己不谋而合。
消党争、征商税、练新军,诚为中兴三策也!
这样的人才不重用,才有谁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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