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37 中兴三策 (3-2)

朱由渠沉吟片刻，道：“凡引用之人，朕当一一告诫，须汲取教训，革新易意，勿怀私恩，勿泄私愤，赤心忠胆报效朝廷。”

陈邦彦听完大摇其头，道：“党争由来已久，利益牵扯甚广，岂是告诫所能劝止的？”

“那先生以为该如何？”朱由渠对陈邦彦的一丝无礼并不介意，反而似笑非笑的道。

陈邦彦踱步片刻，沉声道：“学生主张道贵适中，刑赏所加，视其功过。”

“道贵适中……”朱由渠脱口而出。陈邦彦立即点头：“道贵适中，不偏不倚和解朋党纷争，赏罚则视其功过，重立朝廷纲纪，以此或可消除党同伐异之陋习。”

朱由渠听完并不怎么满意：“制止党争说起来容易，只怕施行起来就难了。”

陈邦彦惭愧道：“学生有主意而无主张，让陛下见笑了。”

“无妨，党争若那么容易消除，先皇也不会殚心竭虑十七年而束手无策了。”朱由渠大度的摆了摆手，又道：“先生方才说了第一种，不知这第二种又是什么呢？”

陈邦彦微微顿了下，说道：“那就要从太祖爷制定的税赋之法来说了。

三百年来我朝一直重农税，轻商税，国初时还好，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众多，田地却大多被勋贵，士大夫们隐瞒蚕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沦为流民，朝廷农税也跟着日渐枯竭，却又碍于祖制无法通过商税得到补充。再遇到天不逢时，惩罚以水涝旱灾，自然民变四起，国事糜烂不堪。

要说两宋时，赵官家一直重视商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面有愤懑之色的道：“崇祯十三年学生从邪报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三千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万历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

大明的土地兼并情况至少在明孝宗时还不严重，顾炎武当时就称赞此时：“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但到了隆庆年间时，已经是“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了”。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就更是严重，“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近三百年下来，官吏[腐败]已近乎无药可救了，文官们疯狂敛财，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将他们榨干。

官员们都说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为大明默默奉献一样。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国身上的吸血虫，然而这些士绅大夫也不逊于吸血虫。就如外军军饷，按照惯例京官要分润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乱军猖獗的时候都没有过分毫的让步。

满朝上下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然而这些人已经稀罕的无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无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利益链。

“缙绅敛于下，污吏贪于上，商税不征，农税太苛，民岂能聊生？”陈邦彦说到这里，最终总结道：“说到底，我大明不仅受制于天灾、流贼、东虏和贪腐，更受制于钱法啊！”

虽然陈邦彦之前只是一介布衣，但暗中却十分关心朝政，有着拳拳的报国之心，所以对朝政大事了如指掌。

一番论解下来让朱由渠颇为惊喜，他不由得抚掌而叹：“先生此番见解真是字字珠玑，针针见血！”

“学生一番浪言，让陛下见笑了。”

“哪里哪里，先生所言深合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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