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常常有人推崇“宋”为最宜居时代,殊不知仅是一厢情愿,士大夫阶层并不这样想。
如果一定要死搬硬套,只能是猪的幸福一生。
宋以半壁江山养一国军政,想的是怎么把猪喂饱,而不是让猪幸福。
冯拯在崇政殿后殿即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由,请禁《皇宋日报》。
刘纬的反击十分犀利,誓要让抱有此想的人全都三思而后行,他一句话就揭开冯拯藏在最深处的伤疤:“赵韩王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冯参政怎能忘本?”
这句话本身就是陷阱,无论冯拯如何作答都不改曾为赵普家生子的事实,也在民的范畴之内,若民不可知之,如何位列执政?
冯拯索性不答,改引知升州、提举江南东路兵马巡检捉贼公事、张咏到任升州所上谢表为证:“臣闻昔者圣君之御人……伏惟皇帝陛下,恭己临朝,推诚接卜,英断比于太祖,宽仁类于太宗。谓选能为共治之资,则躬行采录,谓节用为恤民之本,则慎乃盘游。加不忘功,兼之念旧……”
“选能为共治之资”一说足以证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正当性早已深入人心。
刘纬的反击由犀利迈向阴毒:“张咏之流曲解至圣先师本意,大逆不道!不可入宰执之列!”
冯拯再度陷入两难,他若不抵刘纬唇枪舌剑,还会连累张咏,也就没脸继续在中书待下去。
刘纬的咄咄逼人激起王旦、赵安仁等人、包括赵恒在内的愤慨,他赶在众怒爆发之前抛出本为《皇宋日报》社论的长篇大论:“唐末,藩镇割据,惨无人道,百姓为何任其鱼肉?而不从天子号令?只因奸臣贼子使民由之、而不可知之,所以百姓未视天子为主,所以赵代李兴!”
“昔日,隋炀帝修大运河、三征高句丽真就是为安逸享乐?功盖秦皇汉武?”
“请君一看今日,契丹为患!百万漕运仰仗大运河!”
“炀帝昏在何处?昏在受了奸臣蒙蔽,信了曲解先贤圣意的那一套,使民由之、而不使民知之。”
“所以军不知三征高句丽实为万世之谋、不遗子孙忧!”
所以民不知大运河实为南北兼容!化蛮夷为华夏!”
“所以隋之后,江南再不是蛮夷之地,而是我华夏心腹、中国粮仓!”
“所以先帝不战而下吴越!”
“炀帝实怀功盖秦皇、汉武、唐宗之材,错在未使民知之、错在擢寒门才俊抑门阀世家,遂以炀为号,此乃青史不公!”
“至圣先师何时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至圣先师是在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尸位素餐之辈、狼子野心之徒曲解先贤圣意千年,堵塞言路,致兴替不断、民不聊生,至今死不悔改……”
王旦、赵安仁忽然左突右进:“冯参政、冯参政……”
冯拯天旋地转之际,忽然想到杨亿、种放……
刘纬略微一顿,滔滔不绝:“以个人喜好执政,凭一己之私取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畏言如虎,视民为寇,却又奉民脂民膏,心中亏否?陛下尚且纳谏如流,冯参政为何容不下制诰、奏疏大白于世?又是哪里见不得光?”
……
冯拯当廷告病,留下一殿鸡毛。
千头万绪的诸司事草草结束,诸司使浑身是嘴的步出宣祐门,立场不同,小道消息侧重也就不同,有一点倒是很统一:冯拯以告病逼赵恒作出取舍。
诸司使无不暗暗摇头:历经宦海沉浮的一国执政,不到三句话就全无招架之力,难不成杨广真是壮志未酬的不世明君?先贤之语真的遭儒生曲解千年?
赵恒既不认可冯拯的禁报之论,也不认可刘纬的离经叛道之言,但论语注疏这种话题太过繁琐,只能从杨广头上着手:“卿以为隋炀帝是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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