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单 志在必行 (4-3)

藩镇是造成唐朝统治不稳的根本原因，而之后的宋朝为了消除藩镇却又矫枉过正，导致宋代武备孱弱，成为“软柿子”。明朝在官僚制度建设上既消除了藩镇割据的危险，也保持了相对强大的武备系统。即便在明朝的最后时期，我依然认为明朝不是输在了战场上，而是输在了政治上。

在信息传递效率低下的古代，统治一个庞大的疆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统治半径的制约。中央政府能监管的区域是有限的。对于远离中央的地方，势必要选择其他人代为管理。封建王朝通常采取的方式是分封藩王，但这种方式严重妨碍了中央集权，最终的局面就会如同欧洲一样，分裂成诸多小国。中国自隋朝之后就彻底解决了地方选官问题，但是对于地方权力如何制约则经历了几百年的实验。明朝继承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将各地方严格分割（大致就是现在的各省），并分别设立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权分立”的官僚，分别主管行政、司法、军事。后期为了进一步协调地方，增加了督抚等职。但督抚相对于唐时期的节度使，既受到其他官员的监督制约，也缺乏集财权、事权、兵权于一身的土壤，最终形成了既受中央约束，又能因地制宜便宜行事的行政体系。这种有效的中央集权在明朝的整个过程中应当都算得上是稳定的，而明朝也从未出现足以威胁皇权、自行废立的大权臣，更没有像唐朝中后期一样藩镇割据。

皇权不下乡也是明朝制度上的一大创举，这个制度消弭了阶级上的“统治半径”，使得最顶层的皇权但最底层的平民之间，获得了互不打扰的稳定局面。明朝的“皇权不下乡”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有效地调动了乡绅、小地主势力，以宗族为基础实行基层自治。宗族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于地方父母官，对于琐碎的宗族内部事务，政府完全置身事外，避免了底层官员借机敛财压榨百姓。（关于明代宗法制度，笔者另有一篇文章详述）。

宗族文化迄今为止依然是我国传统文化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起源便是明朝。这种制度的建立来源于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个人经验，却在不经意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如果说以往的宗族文化只存在于世家大族里，那明朝以后宗族文化已经扩散到每个基层家庭。由于宗族文化的调和，明朝朝堂上的混乱不会对底层造成过多的影响。明万历年间，皇帝创造了三十年不上朝的记录，中央政府停摆，但底层社会却并未发生较大的混乱，这不得不说是得益于“皇权不下乡”的制度优势！

这些一切的一切，杨津正一个代理知县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朱元璋建立的，是一个轻徭薄赋、士绅不纳粮的低成本政府。好处是税收低，坏处是国家财力极其有限，而且税负严重不公。

到了明晚期，这套系统已经要不转了。万历很有手段，派出太监到各地担任盐监、税监、矿监，实际上征收商业税。这触及文官集团的利益，他们以祖制为由，拒绝将这笔钱纳入财政体系。万历就把钱放在自己兜里，形成所谓内帑。万历三大征，几千万的开支，都是内帑支撑。也因为这事，万历得罪了文官，各种编排他，什么银子长毛了也不花，什么税监吃男童。

天启前期，“众正盈朝”，商业税基本废了，结果因为军费不足，导致辽东惨败，这才是天启重用魏忠贤的原因。天启绝非木匠之流，从他奏章来看，政治能力很强。用魏忠贤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在魏公公铁腕治理下，明朝才稳住局面，取得宁远大捷。魏公公不是什么好玩意，但关键时刻管用。真正要打击东林党的，其实是天启，这事显然东林党不愿承认，否则岂不成了奸臣？但这事必须有个合理的解释，奸臣害你们，皇帝怎么不管？他忙着做木匠活呢！顺便黑了一把天启。

到了崇祯，应当说他登基是个意外，天启是明朝皇帝中最短命的，比武宗都少活七年。其实皇室本没有做好让崇祯继位的准备，所以对他的教育并不是很到位，结果竟惹出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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