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单 志在必行 (4-2)

秦亡实际也是亡于实行全面郡县制！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但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后世采用的就是分封制和郡县制混合的方式，换句话说有抓有放，而不是全部抓在自己手中，因为能力不够。

有些县的中心到边缘可能就一百多公里，一个县就一个县令，他不管什么都管，审案，财政等等一切都要管。你看一看古代一个县级部门备了多少人，你就知道他能不能管过来。

这样他们就需要请大量的临时工，可能一个县就二十个捕快，但临时工可能有几百人。这就是一个现状。

这些临时工的工资谁付？当然不是县衙完全负担，那怎么办？

因为管理肯定要管理啊！

所以就将一些权力放出去，让乡绅替代管理。乡绅自然很乐意接受这一份权力了。

老百姓也有这种习惯，情愿找乡绅不愿找官府。

乡绅当然不需要付钱，而且还可以帮助县衙处理很多事情，减轻县衙的负担，这有利于县衙的运转，不然的话，任何一件小事或者纠纷都去找县令，那县令光审案就来不及了，他哪有精力管其他的呢？

所以古代的原则是小事不出乡。当然任何事情也不是完美的，这样虽然减轻了负担，但是也造成三老在乡间横行和渔肉乡民。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奇葩的朝代，它是最后一个由汉民族建立的政权，而其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在近代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导致许多左派青年极度怀念明朝，为所谓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津津乐道。但归根结底地说，明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是统治者及官僚体系犯下的一系列错误所导致。

当然，明朝能延续276年，在全部统治过程中基本上维持了稳定的中央集权，并且留下了一系列的文化遗产，其统治模式自然有诸多可取之处。这里就来重点聊聊明朝稳定行进的“两条大腿”。

整个文官制度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它包括了文官体系的建设，以及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与集权。明朝的官僚更像是专业官僚，而不是宋朝时期的文人士大夫（专业文人，兼职做官）。明朝官僚体系的稳定是明朝统治能稳定持续的基础。而且另一方面，明朝从根本上解决了藩镇的毒瘤，实现了中央控制地方而又不干涉地方的“集权体系”。

我们今天批判明朝科举取士的“八股文制度”，但实则正是这样的机械单一的制度，催生了明朝独特的文官制度。八股文禁锢了思想，而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正是他们的目的。一个听话做事的官僚，远比一个有自我思想的官僚更讨喜。明朝的文官相较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官僚，有两个特点，一是显得更专业，二是显得更刻板。

唐宋时期的官僚就显得没有明朝官僚那样“专业”，唐宋的官僚，尤其是宋朝，他们更像是文人而不是专业官僚。如韩愈、欧阳修、王安石、范仲淹、苏轼等。科举制度根本上都是从文人里选官，但做官与写文章不同，做官不需要文人那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怀。而明朝采用八股文之后，文人的浪漫气息就被“阉割”了。在文化人，明代的诗词远不如唐宋，便是这个制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只能研习《四书五经》，并只能根据古书（主要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内容来展开论述，导致明朝文官的思想日趋统一，进而形成固定的行为范式。这种阉割了浪漫、自我情怀的文官，也变得更加“专业”。

与此同时，明朝的文官在思想上更加刻板，他们对于政治理想的固执程度远超其他朝代。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明嘉靖时期的“大礼仪之争”以及明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虽然权臣对抗皇权在历朝历代均有体现，但与明朝这种形式又完全不同。本质上这两个时期并没有类似霍光、曹操这样的权臣，但整个文官系统却出奇一致地对抗皇权，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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