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顶帽子,是他毕业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同学送给他的。文学系做了自己的毕业大戏,导演系和表演系的同学们都一起参与。演出在校园的小剧场里持续了三天。参加的老师同学都兴奋异常。
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大家在校园门口的酒馆里喝到酩酊大醉。那是一个没有风的盛夏夜,一群艺术青年在酒精的加持下语言犀利、行为放纵,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拍着桌子痛斥不公,有人旁若无人地热烈拥吻……
李松没能加入他们。大学四年,他始终没能走进艺术的核心。
他从一个小剧场看戏回来,在校门口扶起了一个几乎不省人事、卧倒在机动车道的文学系男生。他们认识,他没道理不管。
他背着他,把他送回了宿舍。
临走时,他被醉醺醺的同学抓住,这顶棒球帽被同学从床上翻出来,硬生生地塞在他手里。
同学告诉他,这顶帽子是自己在剧组跟本子时一个名导演送他的。
李松没有怀疑,那顶帽子的后沿处,绣着那部剧的名字。
喝多了的同学把帽子扣到李松的头上,口齿不清地和李松说:“兄弟,坚持!”
李松的头上从此就戴上了这顶帽子。
他戴着它做起了大都会公司的市场拓展。公司为他交五险一金,他拿底薪和拓展绩效。他身上背着经营指标,每个月都要计算这个月自己能有多少收入。如果当月的业绩不佳,公司付给他的底薪连房租都不够。
为了生存,李松只能在上海这个城市里不停地奔跑。
他要去寻找更好的地段,更密集的商业场所,谈更便宜的租金。
公司检验李松的工作业绩是演出票房。他签下的每个场地,每个月售票的额度和他的绩效工资深度捆绑。
如果他签下的场地卖不出票,或者经营不佳,这会直接影响他自己的收入。
李松只能拿出更多的时间再去研究演出和演员。
他和公司签的合同是弹性工作制。大都会公司所在的写字楼里有他一个工位。但李松几乎很少出现在这里。
他要去跑市场,看场地,晚上他还要去看演员们的演出。李松会认真地评估每一个演员的脱口秀剧本,会评估适合他们演出的场地。
一周中,至少有4个晚上,李松都会坐在上海的不同的酒吧、小剧场里,看自己公司的艺人们卖力的表演。
他坐在观众堆里,手边总会有一瓶免费的喜力啤酒或是一瓶加气矿泉水。那是他区别于普通观众的标志。这些场地都是他签下来的,每次来,都会有一瓶啤酒或矿泉水的优待。
李松戴着棒球帽坐在观众堆里,听着左右传来的笑声和口哨声,他会下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帽檐。这个时候,他和舞台很近,可距离理想又太远。
大都会的事业发展的很快。风投的钱排着队找来,公司的胃口和野心也做大了。他们不仅要做线下的喜剧演出,还要做电视综艺节目。公司要立足上海,走向全国、全世界。
李松从市场拓展专员,一路做到高级主管。他要谈的,除了演出场所还有演出市场。他要去的地方,除了上海,还有远方。
幸好他从事的是演出推广。这份工作把老少边穷地市直接屏蔽掉了。他去的地方都是一二线城市,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但他还是不喜欢离开上海。
他对山川湖海没有兴趣,对人文古迹也不好奇。在上海以外的任何城市,他觉得空气的味道都是咸的。
但他必须出差,有的时候还要说走就走。于是他的身上,又多了一个双肩背包。包里的东西永远是这几样:笔记本电脑、简单衣物和洗漱用具。
李松从不带行李箱。他用一种略带强制的信念,控制着自己随身的物品数量。他用这样的方式要求自己,在上海以外的城市,停留不能超过两天。
这次来到天安,李松也是这样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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