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起来罢!这奏疏上的朱笔宸翰,玉语纶音,皆是出自尔等之手,你们这样跪着,腕子使不上劲儿,可如何执笔呢?”皇帝一扬手,端的是一个挥斥方遒的动作,“厂臣与你们五人不同,朕是知道厂臣的,忠贤从来是既不改票,也不批文书,这每日通政司使封进的本章,京官与各藩王投至会极门的封本,还有内阁递来的票本揭帖,都是由你们五个人分投互看的,忠贤说他不敢妄下决断,那你们五个人怎么说啊?忠贤说他是对比着奏疏揣摩出来的,那要没你们五个人在旁帮着朗诵讲解,共同商议,他一个人可也想不到这一层罢?”
朱由校说罢,见五人皆低眉束手,俱不答话,便信口点了其中一人的名字道,“王体乾,你可有什么说法?你是日日在朕跟前口奏文书的,见天儿的是‘万岁爷,某票某字当改’,外廷的姓名票帖你是再清楚不过了,朕现在问你话,你总不至于也一问三不知罢?”
王体乾往前迈了一小步,出列应道,“回皇爷的话,奴婢与厂臣的心思是一样的,科道早就屡屡弹劾关宁军虚兵冒饷,皇爷只是不信,奴婢们也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拿此事来叨唠皇爷,直到这一回宁远大捷,蓟辽总督王之臣与辽东经略高第都上了奏疏,奴婢仔细一瞧,便发现他二人在奏疏中提及的士兵人数和犒赏银子,与先前孙承宗离任时大有出入,厂臣是碍于外廷党争,又怕皇爷伤心,不好明言其中蹊跷,现下皇爷既然问到了奴婢,奴婢也只能据实以告,关于此一节事体,山东道御史李懋芳已上了弹劾奏疏,奴婢以为,李懋芳之所奏,可谓是条理明晰,有理有据,先前厂臣看了,也是深以为然,只是皇爷不发话,奴婢们便只好将它留中不发了。”
朱由校搁下钻子,自行换上了一把凿子,“哦!朕记得这个李懋芳,去年十二月他刚服阕入都,就上了一道《榆关报警条奏四策》,劝朕要‘集众思以收奇谋,责州县以壮捍卫,谕西虏以激忠义,檄毛文龙以掣奴肘’,当时他提的这几条意见却是都挺有道理的,这回他又说什么了?王体乾,你给朕念念罢。”
天启六年的政务处理方式与嘉靖、万历年间已大不相同,每日奏章递进宫内,先由司礼监这五位秉笔太监在各自值房内翻看一遍,能照办的,则一本一本照内阁票拟用朱笔誊批,凡有要紧处,则在奏本上下贴上一张一寸长左右的白纸条,再在空纸处用指甲掐捏一痕,作为记号,以便在第二天早晨奏请皇帝。
天启皇帝虽沉溺木工,但并非是那等耽于享乐而全然不理朝政的昏君,因此即使朱由校今日又是雕篆屏风,又是训斥魏忠贤的,司礼监也不忘依规制将需要皇帝处理的奏疏备在一边。
于是此时朱由校一问起,王体乾便轻车熟路地走到堆放着奏疏的御桌旁,迅速抽出其中一本,翻开念道,“山东道御史李懋芳奏:我朝未有以宰相行边者,自枢辅孙承宗始。盖枢辅生平,口谈边事,凿凿有据。故当时乘东林用事之时,互相推戴,以辅臣兼枢密,赐以蟒玉,锡以尚方,宠过于人无两。被命初疏,推原败偾之繇,指摘贪悮之实,似欲黾勉仔肩,以图报效。及至当关,碌碌无奇,且尽背初疏,推原南星意,彼谓不可不问者,而力荐其可用矣。南星等既败,力求卸担,未奉明旨召还,而擅离信地。中外为疑,几与唐藩镇之跋扈无异。”
“今奴酋直抵宁远矣,抚顺、开、铁之败,数年之后,尤追论当事者逮治之,岂枢辅得脱肩,便可推之局外?况柳河之败,贼窥关外无备,故辄敢狂悖深入。此非枢辅之实而谁责耶?尤可恨者,方今民穷财产尽,总天下加派,不过三百万,合事例搜括之所解纳,亦不过百余万。枢辅一身,糜费金钱缉至数百万。历任癸、甲、乙,计饷几至千余万。此所修守战之具,宜榆关一带,可当金城万里。而柳河一动,辄遭败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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