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问道:“北宋的名相多如牛毛,世人皆知。偏偏为什么是北宋一朝的文人们如此受重视呢?”独孤信答道:“古人云:‘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现在已为天下人所熟知,这句话也从侧面说明了做良相是人们的第一追求,如果做不成良相可以退而求其次做良医。而历史能够成宰相甚至是良相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都可以称为人中龙凤。真的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历史的良相也是灿若星辰,比较知名的如汉代的萧何、曹参、陈平,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等。宋代的士大夫们总结晚唐五代的教训时,认识到‘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善为天下虑者,不敢忽于微,而常杜其渐也。’由此在宋太祖的一手推动下,开创了宋代最好的文官制度,由此也让文人学而优则仕进入了历史最为滋润的一个阶段。”
杨逍道:“我记得史籍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宋太祖建隆元年四月,也即宋太祖赵匡胤登基的头一年,时任京城巡检使的禁军将领王彦升。在夜间巡逻时突然造访时任宰相王溥的私第。王薄‘惊悸而出’,小心询问来意。王彦升回答说,自己只是‘此夕巡警困甚,聊就公一醉耳’。大半夜找酒喝当然只是借口,王彦升的真实意图,还是想‘求货’,也就是讹些银钱。但王溥竟是历经两代四朝的元老重臣,假装没听懂王彦升的弦外之音,仅仅‘置酒数行’,便将他打发走了,转过头第二天,就找当时的皇帝赵匡胤告了状。赵匡胤一听,勃然大怒,将王彦升贬到了唐州作知州。”
石猛问道:“敲诈勒索当朝宰相,这胆子也真够大的。难怪宋太祖赵匡胤会严肃处理。”
杨逍道:“太祖皇帝之所以大动肝火,是有深层原因的。身为当朝宰相,尚且不免被蛮横的武将所惊吓,其他文臣的待遇,不问可知。为了彻底扭转这股野蛮风气,宋太祖赵匡胤很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文臣的地位:首先全面推行以文驭武,在中央以文臣出任执掌兵权的枢密使,并明令在京禁军将帅不得干预文臣职事;在地方则以文士充当知州、知县、通判,执掌地方民政;其次,给文臣极为优厚的待遇,俸禄充裕,升迁优先。此外,宋太祖还扩建了自后梁时期开始就备受冷落的国子监和孔庙,并多次率群臣以大礼拜谒。宋太祖赵匡胤,一介武将出身的天子,却对孔子奉行如此高规格的礼仪,这是再强烈不过的‘文治’信号。建隆三年,太祖又在太庙中为后世子孙立下一个‘太祖誓约’,誓约三事,其一就是‘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对此,他的继承者宋太宗在即位诏书中加以延续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而这种官家钦定的优越性,终宋一代未有更改,以致于宋人常不无自豪的说,本朝乃‘官人世界’也。”
独孤信补充道:“观宋代一朝,一是名臣贤相交相辉映,二是三朝元老、四朝元老比比皆是。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宋朝出现众多贤相,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有其制度保证。并大体得到了各代皇帝的认同。?观宋代尤其是北宋朝,臣下犯颜直谏的事例不胜枚举,百官忠于职守,皇帝容忍不同意见,朝纲稳定,民心顺畅,这也是‘积贫积弱’的北宋在西夏、辽、金等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依然能存活一百六十多年的一大原因。?宋朝尤其是北宋的名臣贤相之所以如此夺目,除了因北宋王朝重视文官的原因外,还因为北宋王朝的治国理念与别朝不同:即在文官执政的前提下,非常重视宰相的作用;作为北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北宋各朝皇帝和其它朝代的统治者相比,也较为仁义。否则,在皇权**的体制下,没有仁义的君主,很难有大批贤臣良相涌现。宋朝重视文臣和贤相,使得二朝元老、三朝元老大量涌现,像赵普、寇准、司马光等都是二度为相或几度为朝廷重臣。像韩琦为三朝元老、文彦博则为四朝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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