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侠不可乱纪纲 (3-2)

独孤信点点头，微笑着继续说道：“‘士’虽然作为最底层的贵族，在分封初期不受统治者的重视与优待。但是他们大抵受过六艺之类的教育，成为诸侯争强称霸斗争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以往的等级秩序早已经无法维持，士阶层得此契机，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那时活跃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舞台的既有以研究学问、著书立说或设馆授徒而参与社会变革的学士；也有审时度势，藻饰辩辞，驰逐于天下的策士；还有专以武力事人的带剑之客。荀悦称之为三游，‘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前汉纪》卷十）。荀悦指出‘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侠是‘士’中的习武者，他们与学士、策士、术士的不同处在于，侠士勇决任气，常常以‘义’为出发点，以剑为行动的手段，参与社会活动。像曹沫执匕首为鲁劫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吴王僚，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以及信陵君窃符救赵所演出的侯嬴、朱亥的义举，无不以节义武力参与社会的政治活动。侠既为‘士’中一部分，就应该从春秋战国的土壤中寻找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太史公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没有明确指出游侠产生的原因，但他认为国有困厄之时，人有急难之事。虞舜、伊尹等贤哲仁人尚遇困厄，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因而侠客之义是不可少的。这实际说明了侠与社会动乱的关系。”

杨逍此时插话了：“后汉史学家班固对‘侠’的论述比较明确：‘周室既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桓文之后，大夫世权，陪臣执命。陵夷至于战国，合纵连横，力政争疆。繇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交魏齐之厄；信陵君魏无忌窃符矫命，戮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于是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之义废矣’（《汉书·游侠列传》）。班固强调天下失道，政在大夫，乱而生侠。”

独孤信道：“荀悦所作的《前汉纪》，不仅指出侠生于乱世，而且从儒家正统思想出发，认为侠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君昏民暗，纲纪废弛。他说：‘此三游者（游侠、游说、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他还断言：‘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其甚焉’（《前汉纪》卷十）。荀悦对游侠产生的社会原因的分析，应该说基本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杨逍道：“不管是荀悦还是班固，他们对于‘侠’的认识，都是在大一统王朝初期社会对他们的普遍认识，可是随着人们越来越睿智，越来越有选择性，天下间的百姓们对于‘侠’的认识高度，那绝对不是他们二人的论断能够说得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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