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人口说 (6-4)

《三国志》裴松注所记蜀、吴投降魏、晋时的士民簿和图簿，均将州县的“户”、“口”与“兵”、“吏”并列，即户口统计时分“户”、“兵”、“吏”三类。

曹丕定都洛阳后“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三国志·魏书·辛毗传》”及东吴“嘉禾四年（孙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三国志·魏书·满宠传》”，这些对士兵以“户”或“家”相称的记载，表明士兵是与其家属一起，作为“兵户”或“兵家”而单独入籍的。

曹魏的兵士及其家属统称为“士家”，其身份低于编户百姓。士之子称“士息”，世代为兵；士之女称“士女”，必配士家，除了立有军功的士死后其妻可免于陪嫁外，寡妇均由政府抑配给士。士兵逃亡“重士之法，罪及妻子《三国志·魏书·卢毓传》”，更是要被没为官奴婢或处死。

史载“士息”出身的赵至，幼年“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晋书·赵至传》”，说明士家“出战入耕”：平时为农，战时为兵。如邓艾在两淮置军屯，“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曹魏政府对军屯上的田兵仍按军队原来编制，在度支中郎将、司农度支校尉及度支都尉管理下从事农业生产。

蜀汉管理兵家军屯的机构为“屯田校尉”，同样独立于州县之外。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度。带兵将领多系世家豪族，常拥有部曲数千以至数万，并由父子兄弟世代袭领。如朱桓部曲万人，后由其子朱异承袭。作为政府兵士的部曲，又称为“作士”，他们在国家的军屯上从事生产，或为将领种地服役，在将帅的统领下且耕且战，“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责其死效《三国志·吴书·陆觊传》。”他们和领兵的将领一样，也是世代相承的。

尽管三国时吏家的情况史籍少有记录。

但如吴永安元年（258年）景帝诏：“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憨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休传》。”

又魏青龙三年（235年）明帝诏：“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阻：“吏属君子，士为小人，今夺彼以与此，亦无以异于夺兄之妻妻弟也，于父母之恩偏矣（《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以上几种说明吏即“庶民之在官者”，大多是在郡县服役的“吏卒”、“吏家”，和士家同样是世代相承的，只是其地位较多于士家而已。

杜佑《通典》对三国人口的统计，仅限于州县编户，而不及“兵家”与“吏家”。这自然是不全面的。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蜀、吴两国的兵、吏数字，乃指兵、吏本身人数。但世代相承的“兵户”和“吏户”，也就是“兵家”和“吏家”，是包括其家属在内的。

以曹魏的兵户“士家”为例，大多来自私家部曲。如山阳巨野人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今山东巨野县西南）”，后依附曹操，“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三国志·魏书·李典传》”。

如此，从“三千余家”、“万三千余口”来看，每户平均4.3口。倘以此数通计之，则23万吴兵约含98.9万口，10.2万蜀兵约含43.9万口。魏兵数字缺载，但据司马昭讨诸葛诞时上表所称“今诸军可五十万《晋书·文帝纪》”，其士家人数当为215万。三国总计兵户当在83.2万余户，则357.8万余口、

至于吏户，据前引吴永安元年景帝诏令“诸吏家有五人”一语推断，吴吏3.2万，当有16万口，蜀吏4万，当有20万口。魏吏数字缺载，按蜀吏占州县编户数4.26%、吴占1.39%，魏折中以2.83%计，吏为12.5万余户、62.5万余口。

故三国总计吏户约为19.7万余户、98.5万余口。

四、少数民族大多不在州县的编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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