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章 致知 (2-1)

丁樘却不这么认为，他对于格物和物理有着自己的认识。事自有理，岂是根据所谓的天理来的？将所有的道理简单归结为天理，这和西方的“有神论”有什么区别？

追求天理和追求神灵，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

但还是那句话，如今还不是说出那些“离经叛道”的话的时候，所以他依旧决定打出“心学”的牌子，继续道：“格物便是修心、练心，当你能做事不愧于内心，不辱他人，那便是良知了。此所谓‘致良知’。”

“‘致良知’？致知即所谓‘致良知’？良知者何？何者良而何者恶？”是啊，何者善何者恶，胡居仁敬业以此来问自己了。这说明他自己打心眼里都不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叫做“天理”的东西，自然生成善恶。

所谓“良知”，说到底还是要落在人自己身上。理学告诉人们要明天理，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所谓天理，却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它需要有人解读。那么就相当于在普通人和“天理”之间，增加了一个解读人这样的角色。

在西方，这种人叫做教会；而在中国，他们称之为理学家。

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必须有理学家才能解释天理，也有人说，天理自在人心，每个人都可以发扬出天理，宇宙皆出于内心。这些则被称作“心学”。

胡居仁一向反对“心学”，但是当丁樘说出“致良知”之时，他竟不知怎么去反驳。假如人不能致良知，岂不是说明教育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情？若是可致良知，自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成，那么理学家的存在意义就需要打上问号了。

丁樘看着胡居仁发呆的样子，也并不惊奇。因为胡居仁此时对峙的不是自己，而是数十年之后神功大成的王阳明。王阳明的“四句教”若那么容易就被攻破，也不至于数百年后打败俄国的鬼子名将东乡平八郎感慨“一生俯首拜阳明”了。

胡居仁在思考，丁樘同样在思考。他对于阳明学了解的也不深入，仅仅停留在表面，若是拿出去忽悠人自然好用，但是对于自己的学问却没有多大益处。

除非自己也能走到那条路上，但很显然，被后世马克思主义哲学批为“主观唯心主义”的“阳明心学”也不是那么对他的口味。

所以，没有完整理论根基的丁樘，或许能一时给胡居仁以冲击，但是只要他反应过来，自己绝对辩驳不过他的。

胡居仁终究还是反应过来了，他道：“终究还是落在‘格物致知’之上，‘八目’之后，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所谓格物致良知，或可修身，进则齐家，却未必能治国、平天下。相反，犹可成祸乱之根源。”

丁樘也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听胡居仁继续说道：“譬如《春秋》，《春秋》大义在于安中国治四境，若抛却道理，人人皆尚从心，则私欲必以上扬。”

“至于善恶，以《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故圣人作易以明之。以事而言，则善为阳，恶为阴。以人而言，则君子为阳，小人为阴。故圣人所以扶阳抑阴者，惟恐君子之道不长，小人之道或盛。”

丁樘听得明白，说到底，胡居仁还是希望维持理学一家独大的局面，匡扶社会风气的重担，还是应该交给理学家，而不是下放到普通的读书人、平民身上。

胡居仁这么想，也确实未必是私心作祟，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儒，就要维护自己说话的权威。而是他确确实实是这么认为的，这是他多年的理学修养下的三观。正如丁樘始终坚持相信，人***才是人类进步的基石一般，胡居仁认为人性应当受到约束。

搞清楚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胡居仁虽然也对“天理”的存在表示质疑，却依旧极力维护理学了。

丁樘自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他毕竟不是原装进口，也不是王阳明在世，对于儒学没有下过什么功夫的他也无法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况且对于他来说，儒学本就只是一门工具，无非要踩着它去考科举罢了，实在没有什么兴趣掺和进什么心理之争。

既然如此，自然是胡居仁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是丁樘心内却依然有着，什么时候将科学改头换面丢出来。一潭死水一般的中国思想界，总要丢进一条泥鳅，才能活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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