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因为血脉不纯,对于少数民族非常友好。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即位伊始的唐太宗说:“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贞观元年627年,又说:“朕以天下为家。”贞观十八年644年,又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又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些东西非常高大上,得到当世和后世的一致好评,唐太宗这样干主要是因为好大喜功,因为他对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那些部落就送给他一个称号天可汗。
唐太宗拒绝魏征,听从温彦博的意见,保全突厥的部落,迁到黄河以南,保留游牧的习俗。不仅如此,还给突厥优厚的待遇,达到变态的程度。例如,他把突厥部落完整地迁到内地,给大量的财物、封官,居然占到中央五品以上官员的一半。
凉州都督李大亮看不下去了,上奏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唐太宗还是不听。
九年后,唐太宗出城去九成宫,路上,突厥贵族阿史那社率被封为中郎将,发动叛乱,趁夜偷袭唐太宗的营帐。唐太宗这才醒悟,后悔地对侍臣说:“中国百姓,实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纳魏征言,遂觉劳费日甚,几失久安之道。”
唐太宗虽然后悔了,迁移突厥到河北,但仍然没有解决根本:“立李思摩为乙弥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也就是说,还是保全突厥的部落,以突厥首领来领导,甚至恢复了突厥的可汗称号,成为半独立的国家。
因为唐太宗是一座丰碑,后来唐高宗理所当然延续了这个政策。结果,公元682年,另一个突厥贵族骨咄禄又反叛,建立东突厥后汗国,完全独立,重新成为中国的大患。唐朝在蒙古高原的统治,迅速崩溃。此后中国再也没有统治过蒙古高原。蒙古高原继续成为胡人侵华的阵地。
到了唐玄宗这里就更过分了,他大量招收胡人参军,任为高级将领,随同安禄山发动叛乱的15万军队,就是来自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今人常怀念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也常扼腕痛惜安史之乱,让中国从最辉煌的跌落。却没想到,这安史之乱的根源恰恰来源于唐太宗。
当然,我们官方的正史不会这样认为,他们对于唐太宗高度评价:开明友善的民族关系政策和制度在唐代的长期实施,大大减少了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隔阂,增强了各民族间的广泛互补和血肉融合,实现了多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宏大局面。正是在唐代,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形成,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
唐朝中后期,北方少数民族把汉族按在地上摩擦,直到太祖建国,才最终把汉民族的颓势完全扭转过来,毕竟那些高科技只有汉民族才玩得转。到了后世,外国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从来都不提自己的血统?因为血统早已不纯了,这产生了一个好的副作用中国人几乎没有种族歧视。
没过多久,国子监的几个监生们向唐志发来信函,要求和唐志在国子监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如何平定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接受了唐志发明的蒙古高原的概念,同时避开了国富论这一他们不擅长的经济领域。
唐志当然不理他们,将对将,兵对兵,你们没那个资格和我辩论,除非你们的祭酒来。监生们找到令狐祭酒,要求他出面,或者让朝廷取缔兴业学校。令狐德棻一时间头又大了,跟唐九郎辩论?唐九郎只是一介白衣,年龄又小,我一大把年纪跟他辩论,这不是掉价吗?至于取缔兴业学校,想都别想,这是兴业公司的子弟学校,这么多王公大臣和世家想把子弟进去,你来个取缔,这是与天下人为敌啊。
当然令狐德棻不会被这个问题困扰:“要不你们写一篇策论,我帮你们送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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