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浮屠和拐子马不是一回事。拐子马应该是轻骑兵,摆在中军的两侧,铁浮屠负责正面冲撞敌方的部队,等敌军队形大乱之后,再用拐子马从两翼冲锋,扩大战果。
重装骑兵就像春秋时期的战车、后世的重型坦克部队,综合国力达不到,很难造出这样一支部队的。我大宋综合战力和部队装备都不占优势,再加上偃武兴文,国力积弱,苟且偷生,当然投降派大受欢迎,谁要提北伐,就是不识时务,都要靠边站。
投降派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既然打不过,那就和对手坐下来慢慢谈,钱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至于那些主战派,只是一味地说打,问题是兵马何来?粮草怎么解决?你凭什么和人家战?只会张开大嘴瞎囔囔,3两的鸭子4两的嘴,能有什么用。所以说投降派是现实主义者,主战派是理想主义者。在大宋投降派占了上风也是有道理的,如果让那些主战派占了上风,那是要亡党亡国滴。
明朝朱元璋的时候,元朝的势力衰败,燕云十六州很快就拿回来了。后来明朝的卫所制度的腐朽,最后山西北部的大同平原这些地方遭到蒙古骑兵的攻击,名存实亡。后来东北后金兴起,明朝就衰落得更不成样子了,就连最新的高科技——火炮火枪都没有女真人玩得好,被灭国也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外部环境的极度恶劣,加上因为陆地丝绸的隔断,中原地理环境的相对闭塞,发展出了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祸国殃民。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大唐初期中期胸怀博大,海纳四方,到了后期因为外侵和内乱,统治者开始走上极端,把外来的宗教和商人一起排斥,于是有了灭佛之举,外来宗教全部取缔,重新走上了封闭排外的道理。
中东的星月教也是这样,刚开始建立帝国的时候相当了不起,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大漠深处的蛮人,根本没有自己的文化,所以对外面的一切知识都感兴趣,整理翻译了很多古希腊罗马的著作,为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三个世纪之后,随着星月帝国的衰落,他们最后也走上了自我封闭和排外的道路,极端的原教旨主义盛行,拒绝西方新兴科技,最后成了后世的恐怖主义的温床。
神奇的是,在唐志穿越之前的米国也开始进入这个怪圈循环。一战和二战时期的米国成为自由世界的灯塔,不断地向外输出其价值观,也是世界人民移民的目的地。现在的米国呢?隔离墙,种族主义的兴起,对全球化的反动,一步步把自己和外部世界隔离开了,再加上金融资本的贪婪,米国的衰落不可避免。所以世界人民都有点看不懂,高唱民主自由,建立了世界经济秩序的米国怎么开始关起门来过日子,而社会主义的震旦竟然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
清初的知识分子对明朝之何以衰、何以亡问题的探究与反思,使其对宋明理学特别是空谈心性的阳明心学有了深切的认识.故而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思想。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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