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夺皇位的斗争
隋炀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糜(摐),高祖第二子也。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因其“美姿仪,少敏慧,”故“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
隋建立之前即被封为雁门郡公,隋朝建立之后,被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当时只有十三岁。很快又被授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隋文帝还令项城公杨韶、安道公李彻对他辅佐引导。
杨广“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加之隋文帝及独孤皇后的钟爱,而且南下平陈有功,致使太子杨勇失宠,也就使他自己有机会夺得太子之位。
在杨广谋夺帝位的过程中,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因杨广调戏文帝后妃宣华夫人和私信被错误的送到文帝手中,使文帝决意废掉杨广的太子之位。杨广急忙采取措施,派杨素、张横入宫弑帝,尔后又假诏杀故太子杨勇。杨广通过弑杀父兄登极为帝。
杨广即位后,矫称高祖玺书召汉王谅入京,因谅与高祖有约:“若玺书召汝,敕字旁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不合而反,“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但是杨谅的反叛很快被镇压,杨广的帝位得以巩固。
为了进一步巩固其不择手段取得的帝位,杨广又拿仅剩的一个兄弟蜀王杨秀开刀,将其贬为庶民。众所周知,隋文帝嫡出五子,即勇、广、俊、秀、谅,其中一人(俊)早亡,其余四子争位,最终只有实力较强的晋王杨广取得了胜利,余皆死,可见皇位之争的残酷性。
(二)营建东都(即现在的河南洛阳),开凿运河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帝位以及更好的控制全国,隋炀帝一即位便决定营建东都。
隋炀帝营建东都除了自己的享乐外,还有更深的原因,隋炀帝的《营建东都诏》讲了营建东都的理由。洛阳地势险要,“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及江左,淮海一带安施兵力机动。
平陈不久,江南多次发生暴乱,炀帝即位后杨谅又在并州起兵造反。在平叛过程中,由于“南服遐远,东夏殷大”,使炀帝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上平定杨谅反叛后,“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必须加强控制。因此炀帝认为,必须“因机顺动”,营建东都洛阳。
而且,营建东都洛阳,也顺应了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营建东都一开始就是和开凿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丁未,诏杨素等营建东京(即东都),同年幸亥,即征民开通济渠,相距不几天,可见营建东都是有其整体考虑的。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下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至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春,正月幸酉,东京成。”历时九月,而“役丁死者什四五”。其实东京建成后,炀帝也没有住多长时间,因其一生大部分是在巡幸中度过的。但是东京的落成,却使隋王朝更加有力地对全国尤其是关东和江南地区控制,而且成为即将开通的大运河的中心。
东京建成后,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方便了用兵,如隋末农民起义就是以洛阳、长安、江都为中心分别展开的。为把江南物资北运及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也是为了他个人巡幸江都的方便,以及加强对淮海的统治,并为用兵高丽作准备,炀帝下令开凿运河。
大业元年三月,“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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