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衣卫送来了郭图回家后的消息,看他那样子,张冲就明白他应该是懂了的。
这郭图的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力和专业的确无话可说。
此前他被自己贬斥,发到大理寺做了个协办,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
大理寺也叫廷尉,当年刘辩搞甘露之变的时候事败,大将军何进将廷尉改名大理寺,专门审查涉案皇党分子。
之后这廷尉也不被改回来,倒不是大理寺这个名字有多好,而是自此之后,关东朝庭就在事实上停摆了。
等泰山军入京都,自然是要定名分,安民心的。而处理那些积压在大理寺的诉讼案子,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内容。
于是,张冲专门让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图到了大理寺协办这件事。
而郭图果然能力拔擢,对于这些积攒多年的案子,郭图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除了因过久而无意义的案件外,其余都在棘数下审理结束。
不仅审理得快,这些案子也让人心服口服。
当然,张冲也看过几次审案,说实话就技术手段来说,并没有多出彩。
但在这个以《春秋》决狱的时代,双方往往争的是以道理,谁的道理对,谁就合法,反之就违法。
所以郭图往往并不需要从技术上确定谁是有罪的,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确定就行。
而郭图决狱的理念根本,就是那本《公羊传》。
众所周知,汉代都是按照《春秋》这本经书来审理案件的,但其中的细节却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
《春秋》有三经,分别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这三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有重合,但概要言之,那就是《左传》多叙于事,而《公羊传》、《谷梁传》则多释于义。
而这当中《公羊传》、《谷梁传》又是比较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
他们对于经文文本的阐释中,其中以《公羊》为进步,多主张变革,而以《谷梁传》为保守,多主张维持现有秩序。
当年汉武帝与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关于《公羊》和《谷梁》的公案,就可以见到两经之异。
武帝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尊《公羊》的,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经,更多的是此经暗合着武帝本人的政治诉求,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开拓进取。
所以当时武帝的儿子戾太子也是学的《公羊》,但忽然有一天,其人竟然问自己的讲经博士,《谷梁》如何。
当时朝野就明白,戾太子的执政理念与其父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他似乎更愿意重新回到过往稳定的政治秩序中,而不是总是烦事天下。
戾太子的这种执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时天下因为武帝连发战事,国力消耗非常大,而武帝为了维持高额的战争费用,可以说将天下民力财力榨取到了极致。
以至于到了武帝中后期,天下骚然,民户多逃亡,一些地区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
武帝当然也非常了解这一现实,所以在得知太子与他的理念发生冲突时,他一开始甚至还是高兴的。
他就对太子和皇后说,他现在将难拔的刺都拔了,那以后太子就会更趁手些。
可以说,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公羊》与《谷梁》只是阶段的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
所以此两经,虽然看似对立,但却有一种阴阳融合的统一。
可这两经在和《春秋》三经的另外一经《左传》放在一起时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涉及到了东汉最重要的学术斗争,即今、古经文之争。
当年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儒家典籍。
等到汉初时要重修《五经》时,就只能由幸存诸儒口授,然后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
而古文呢?则是在汉以后的过程中,不断有民间人士发掘出一些秦以前的古籍,然后上交给朝廷,这类经典就被称呼为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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