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同样是本壁的张氏五虎,因为人丁势重,可以有余粮借高利贷给里户们,就被认为能济人之急。实际上张氏五虎的这种起家方式是典型的乡豪模式,后面借了他粮的里户们,你以为还能还得起?在风调雨顺才能勉强交上税粮的情况下,要多长时间才能积攒出多余一年的税粮?而这个过程中,出息的粮会越来越多。换言之,对于黔首里户们来说,只要借了粮,就别想再还清了,下一步就是卖田与五虎,再然后就是做人佃户,之后就是世世代代与人为庸。
而这些那些黔首们是看不到这么远的,所以就需要他们石家军告诉他们,替他们做。到现在石家军还有很多人只把分田当成一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去消极应对,他们到现在还不明白,这是他们的立军之基,是他们能战胜汉庭的真正关键。分田就是和豪强们争夺乡野,只有把大汉的乡野黔首们牢牢抓在手里,汉庭那几十万豪强不过就是茅草,一吹即倒。而这个分田的过程中,又必然要依靠的是穷到啥也没有的黔首,他们在石家军的带领下,生活变好了,才会信任石家军,愿意跟着石家军走,那些本就优渥的乡豪们?石家军能给他们什么?所以没有穷独就没有胜利。
而这些张冲都打算借着郭四一案,作为批语附在案后,传给什将以上军吏、民吏学习。是时候加深对分田的认识了。
这时候蔡邕来了,他对郭四之死一案也比较看重,毕竟此事涉及到他手中的一个县令,他现在拢共就负责两县,这文禹还就是他举荐的,所以自然也就上心。
本来他看文禹的信,已经认定这事是驻扎在赢县的关羽部手段过烈的问题,他和关羽虽然之前兵无交集,但二人也是有一段缘分的。
关羽在熹平六年在北疆参与的那次北伐鲜卑之战中,蔡邕就曾上书反对过,其当年六月上《难夏育上言鲜卑仍犯诸郡议》书,直指出兵的背后是当时主将贿赂宦官王甫才得行的。而当时蔡邕反对出兵理由是:
“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
实际上,自本朝国家一代,鲜卑虽屡次入侵,有损大汉威严,但并未形成大患,“边垂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也。”便是此言。
但熹平六年这次北伐直接使得汉庭元气大伤。丧师败旅,士马死伤者万数,弓兵散亡几尽。一时生民之本,守御之备,无一可恃,百姓流丧,死于沟壑,寇贼辈起,莫能禁讨,长吏寒心,朝不守夕。
总之,蔡邕将汉庭这一次元气大伤的原因直指王甫等宦官,日后他有金商门之祸,全家发配朔方,也肇于此议。
所以当他看到关羽这个当年大战后活下的老卒,内心也是百感交集。后来几次交集下来,也对关羽的为人甚为佩服。
但这次关羽的行为,就让蔡邕很不高兴。但蔡邕的不高兴很快就没了,当他这边一入堂,就听张冲讲了飞军背旗对郭四一案的调查。
当听到张清是威胁裹挟民意打死的郭四,而赢县长文禹有意包庇,甚至还写了一份诡辩的书信想要为自己脱罪,就更是汗颜。
最后张冲给蔡邕下令,命全军在奉高、赢县、牟县三地的分田工作先告一段落,下阶段主要目的在于编训护田兵。然后各分田组自查,看还有没有像张清这种以权谋私,草菅人命的干部,发现一个就要处理一个。这事将由军法曹的赵达牵头。
一听是赵达这个酷吏来查,蔡邕就想劝谏,然后被张冲制止了,他明白蔡邕的意思,就是担心赵达行事酷烈,扩大清查的范围,使得士吏不稳,毕竟大敌将要来了。所以,张冲就让蔡邕和赵达一起负责这事。
此外张冲还让蔡邕新来的两个学生,路粹、阮瑀,去给郭四写传。将其事情整在一起,然后下发给各分田组学习,务必让各组再提高认识,明白我们分田到底意味什么,到底依据什么。还有这个故事还要给宣传队讲,让他们和黔首们讲,非要讲出郭四的反抗精神。
至于郭四是不是真的好吃懒做,不符合乡里的朴素的道德观,这在张冲看来压根不重要,重要的是郭四他的状举就是他张冲要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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