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四章 粮食问题 (3-2)

原先商业税可以忽略不计，利润又极高，农业税根本加不上去。如果加农业税，会有很多人弃农从商，剩下的农民平均要承担的农业税等于又增加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弃农从商，造成恶性循环，就会使种田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崩溃。现在商业税已经增加并且逐渐铺开了，增加农业税的条件也成熟了，之前从董应举介绍的屯田情况里崇祯已经对农业税收入有了大致的初步估算。

董应举在天启年间奉旨屯田的初衷其实是为了安置从辽东逃到内地的难民。本来是朝廷下令屯田，地方上有许多闲置不缴纳赋税的田地，地方官理应响应朝廷号召，贡献这些土地来给朝廷用于屯田，可是地方官根本不愿提供土地，只能买地屯田，还被地方官各种刁难，卖地卖仓库的人还会被地方官说成投献，杖责相关人员，对这种现象董应举相当气愤，看来有些地方的官员也和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那样，把抵制朝廷政策当成习惯性的风骨洋洋自得了。

屯田开展艰难，只能买地屯田，不过已经开发好的肥沃的好田价格太高，朝廷拨的经费不够，只能买最差的贫瘠荒田。本来是为了安置辽民，可是辽民都不愿种田，只能又雇佣佃农来种，还补贴上种子、耕牛和工食钱，靠水边的水田还要另外雇人开河治闸，在屯种的地方还要建造相应的农房、仓库、行台和屯官的官署住宅。

买来的田十二万两千多亩、开荒获得的田四万七千多亩。土地还有一个来源，就是其他人的捐献，接受捐献的田一万四千多亩，其中原锦衣卫都督田尔耕捐献了七千多亩，占了一半。这样屯田一共十八万三千多亩，买来的田占据屯田总额67%以上。

田尔耕本来因为牵连进阉党案被判了死罪，崇祯从董应举处了解到他捐田的情况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先回家反省，甚至想要将来或许可以再启用。这事也引来一些东林系的官员奏疏攻击，不过最固执的一批人已经打发去了东江镇，剩下的这些人也没有掀起大风浪。

董应举说在天启三年和四年这两年中，花费屯田的本钱是两万六千多两，得到的相应收益折银六万四千两，对应实际粮食收获每年三万几千石粮食。这个收益是和雇佣的佃农按照三七分成的比例分配的结果，朝廷获得30%收成，佃农获得70%，也就是民间田租的下限市场价。这笔钱扣去成本后利润三万八千两，平均每年一万九千两。缴纳赋税和其他杂项开支以后，还有盈余用于救济辽东难民和输送给朝廷。而且越往后，屯田成本越低，利润越高。

董应举屯田只是北方最差的下等田，亩产只有半石多粮食。后世学者的研究结果，明代亩产南方平均大约四石粮食，最高的广东亩产原粮约十石，北方平均亩产原料约两石。

按董应举屯田的数据估计明朝的农业税收入，《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十年耕地面积是1226万4291顷，一顷一百亩，就是12亿2千600多万亩，到崇祯年间就算有所缩水，算土地减少三亿多亩，还有九亿亩，也是董应举屯田十八万亩的五千倍。

按董应举的30%地租算成税收，农业税每年也有约一亿两。而南方的亩产远高于北方，经济作物的收益又远高于粮食，真实收入肯定还远高于这个估计数字。如果不折银，按收实物粮食算，朝廷每年至少可以征收到1.5亿石粮食，足够养五千万人。拿出两千万石来，供应百万大军都绰绰有余。这才符合明朝这样领土和人口大国的农业水平，近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秦赵加起来就已经能供应百万级别大军，不可能明朝反而不行。

就算按最低数据估计，全国平均亩产原粮加工后获得的粮米为一石，朝廷也可以征收到2.7亿石粮食，可以供应九千万人。天灾影响往大了算，即便五分之一国土面积受灾，粮食没有收成，也还可以征收到将近2.2亿石粮食，供应七千两百多万人。按总人口三亿算，也算五分之一人口受灾，朝廷救济加民间捐助，也足够救济六千万灾民，还有多余粮食供应军队。实际情况灾害规模也不会到这么夸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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