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坤读过这位的文字,自然明白李杜的为人——若非如此,两人也没有这般亲近。
不过这话涉及时弊,而且时人多有分歧。
李坤本着不想惹麻烦的原则,挑着场面话来说:“一文一武,不能说非要分出孰重孰轻嘛,我听闻,月中的时候,陛下还补了一位武臣入文华殿参知廷议,可见中枢也明白文武相济的道理。”
这事说来也奇怪。
竟然是礼部当先挑的头。
礼部尚书马自强,带着吏部侍郎上奏,言说是自嘉靖年间开始,倭寇、鞑靼、瓦剌、都蛮,乃至女真,都越发蠢动,边防、军事压力逐渐增大,廷议军事的次数,也越发增多。
但屡次廷议,都只能对着边将奏疏翻来覆去说些车轱辘话。
没有行伍的经验,议论军事根本无法切中要害。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廷议的时候,将京中武职最高的京营总督叫上廷议,一起参谋一下呢?
而且,按照祖宗成法,设立一名参知军事,才是合乎礼法制度的。
这话官老爷们惊不惊,李坤不知道,但反正他乍一听时,不出意外地惊讶坏了。
这时候用来给对大政不满的李杜和稀泥,最合适不过。
李杜听了这话,暗暗摇了摇头。
如果文武真没区别的话,当初俞大猷就不会在隆庆五年七月,被巡按李良臣一纸弹章直接贬回家了。
堂堂一品官职,就因为是都督武职,立刻就不值钱了,恐怕连个七品知县都不如。
不过李坤话里有一点也对。
最近中枢的局势,确实时常不按路数出牌,让人捉摸不透。
无论是这次补京营总督顾寰入廷议参知军事,还是下半年调动京营开始轮戍四方,乃至对蓟辽的破格提拔。
都让人觉得中枢的行事,有别于以往。
当然,最让李杜想不通的是,去年初,张四维、杨博接连上奏,请求复起俞大猷,究竟是怎么回事?
双方也不熟啊。
这件事情被完全不熟的张、杨二人提出,本就就怪。
而俞大猷复起之后就更怪了。
俞大猷去了福建之后,中枢也没明令给他做什么,而福建巡抚殷从俭更是一直压着俞大猷,不给人不给粮的,跟闲散老爷没区别。
本来身为幕僚的李杜还建议说,应该跟“举主”张四维、杨博联络感情,求助一番,这样才能让俞大猷继续领兵打仗。
结果信件走了一个来回之后,才发现二位举主双双回了老家。
那没办法,俞大猷只好摆正心态,继续在福建坐冷板凳。
但是前月再度峰回路转,又跑来一个被贬谪的京官,登门拜访,让俞大猷奉皇帝的旨,协助他重建市舶司。
这都什么跟什么!
皇帝还没亲政呢,就皇帝的旨,吓唬谁呢?
这下子,在俞大猷跟李杜看来,恐怕是牵扯到了了不得的中枢争斗,更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一面虚与委蛇,一面派了李杜入京,打听打听京中到底什么个情况。
打听消息嘛,总要一段时间的。
而最省钱的方式,以及最合理的滞留理由,无非就是考进士了。
因为话题敏感的缘故,两人一时间默契地停止了方才的话题。
正巧这时,店小二将李坤的吃食端了上来。
李坤客气接过的同时,不着痕迹转移话题:“方才我见思质在看报纸?近来可有什么新闻?”
新闻这个词,起源于报纸。
邸抄不算报纸,那是给官老爷看的,只有面向民间的,才叫报纸。
最早兴起民办报纸还是前宋——“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光。”
产出快到“日出一纸”,销路广到“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
可见有多么火热。
不过民办的报纸嘛,肯定是要禁的,不仅“痛行禁止”!还要“断罪追赏”!
那没办法,报纸不让发行,于是就改了个名字,叫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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