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这一天,我回到了我和我父母都曾任教过的中学。白天人太多,我不敢露面。天黑了,人们都在家里吃年夜饭,路上人少了,我才走进了家属院。家家都亮着灯,烟囱里冒着烟,也时不时地传来欢声笑语。唯独我的家里漆黑一片。院门敞着,屋门也敞着,窗户的玻璃七零八落的,屋内桌子上的尘土厚厚的。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打听一下,可又不敢冒冒失失敲开哪一家的门。这时,我听到了刷刷的扫雪声。我循声找去,一位老人正在弯腰扫雪。我走上前,低声问:‘请问,您知道山木家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吗?’
‘你是干什么的?’她停下来,盯着我问,一脸的木然。是孙老师,她是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也是我家的邻居,也被打成了右派。
‘我是他家乡下的亲戚,家里过不下去了,想来投奔他家,可他家里没人。’
‘他们家里的人都不在了。’
‘您知道他们都去哪儿了吗?’
‘他们全都去世了。’
‘什么?您再说一遍?’我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问。
‘不知什么人告发他们的儿子也就是山木是日本人,那些小将们就去抓山木。他们没有抓到山木,却抓到了他的媳妇淑珍。他们说她是去通风报信的,放走了日本特务。就把娘俩关押了起来。不几天,大人孩子都病了。可那些小将们不管也不问也不放人。还没满月的孩子先死掉了,淑珍抱着死去的孩子一直哭。他们给她定的罪名是叛国罪,不允许她出去把孩子埋掉,淑珍又不肯把死去的孩子给别人。淑珍就吃了撒在牢房里的耗子药。当人发现时,她抱着孩子坐在墙角,已经死去多时,身体都僵硬了。
老两口来领媳妇孙女的尸身,可他们不允许把她们埋进公墓,说她犯的是叛国罪,是人民的死敌,又不悔罪,畏罪自杀,不能埋进公墓。老人就把媳妇孙女埋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然后在坟边的树上上吊自杀了。学校里的几个人就把他们也埋在那个山坡上,他们一家就团圆了。’孙老师说。
我狂奔出校园,飞向那山坡。那山坡、树林是我和淑珍谈恋爱时经常去的地方。
暗淡的天光下,荧荧的雪光中,两座白色的坟茔默默地伏在那里,等着我。我仰天长吼,声音震落了树上的积雪,几只鸟惊叫着飞走了。我跪在坟前,扒坟上的积雪,不相信我的亲人们都被埋在了里面!不,里面埋着的一定不是他们!对,一定不是!淑珍说过要等我回来的!我开始用双手扒土。我要亲眼看一看里面埋着的是不是他们!
‘别扒了,是他们。我亲手埋的。让他们入土为安吧!’孙老师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这个大的埋的是你爸爸妈妈,小一点儿的埋着你媳妇和孩子。’
我停止了疯狂的举动,把扒啦下来的土又重新培上。
静默了很久,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只想去陪他们。我转身跪在孙老师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说:‘孙老师,谢谢您的帮助。我很想一个人陪他们一会儿。天这么冷,您回去吧。’
孙老师双手把我扶起,握着我的手说:‘孩子,我知道你想干什么。老师看着你长大,知道你是好孩子。别在意那些人的话,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罢,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去了的就让他们安静地去,活着的还得要坚强的活下去。’
‘给我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当年我也曾问过这句话。
‘活下去就是理由。’孙老师坚定地说,‘暴风雨总会过去的。如果你死了,那他们的死岂不是没有任何价值了?’
‘暴风雨过去了又能怎样?我活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报仇吗?仇人是谁?替他们平反吗?可这些对他们这些死去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你不活下去怎么知道活着没有意义呢?’
‘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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