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到宜昌 (2-1)

宜昌，一个只有两平方公里多一点的小城，自古以来就被誉为“川鄂咽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自从宜昌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被英国强逼着成为通商口岸，各国商人就迫不及待地在宜昌大兴土木，开设洋行、公司，宜昌也成为了各国势力将触手伸入四川的关键节点。

自古蜀道多艰险，除了从北方顺着川陕公路入川之外，只有顺着长江，从宜昌出发，经三峡到达重庆。长江水道成了进入四川最便利的路线，成了抗战期间贯通前线和后方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确定了四川是中国的战时大后方。于是，华北、华东、华中等地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纷纷向四川、向重庆开始了大搬迁。

从北平、天津、郑州、上海、南京、南通、苏州、无锡、常州、武汉等地匆忙撤出的工厂设备都已陆续到了宜昌，从南京撤出的政府机关，以及各地撤往后方的学校也在宜昌集结。

到1年10月底，仅机器设备就有近十万吨，堆积在宜昌的沿江两岸，铺满了近千亩的土地。可以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最后精华，也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如果这些机器设备不能及时转运入川，不仅大后方的军事工业重建工程将受到影响，万一这些物资落入日军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此之外，还有一百多万从各地撤往西南大后方的人员，教师、学生、医生、工程师、商人、公务员和孤儿，还有数不清的难民，中国的精英也都荟萃在了宜昌。

大批人员、物资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等待换乘能够送他们入川的大马力小船，都拥塞在长江三峡的大门前。

由于一千五百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只有民生公司的24艘轮船和2艘挂法国旗的外轮，以及沿江的木船可以达到条件。

1年10月底，武汉保卫战失利，国民政府正式宣布放弃武汉，拥往宜昌的难民潮也达到了最高峰，最多时有三万余人挤在宜昌城中。

越靠近宜昌城，难民的人流越是密集，安怡和梅九渊艰难地带着百余名难民也汇入到了这条西撤的人群中。

等到众人到达宜昌城时，都被吓了一跳，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到了这里似的，宜昌城内外拥挤不堪，到处都是逃难的人，吵架的、争抢位子的，不论是旅店、茶楼、学校还是寺院，只要能住人的地方都已经挤满了。许多人因为找不到住处，只能露宿在街头。很多的车辆和各种物资，到处散乱的堆放着，连走路的地方都快要没有了。

武汉失守的消息也随着难民的到来传遍了宜昌的大街小巷，一时间各种消息和谣言四处流传了起来，使得宜昌的转运更是困难重重。

不仅物资、人员撤离困难，伴随着日军飞机对宜昌开始了持续轰炸，日本军队也渐渐向着宜昌逼近，宜昌城内的人心愈发的恐慌，恐惧和不安笼罩在人们心头，本来就拥挤的城内一时间显得更加混乱。

安怡和梅九渊勉强借助军统的身份才为跟随来到宜昌的百余名难民找到了一处临时栖身的地点，安排好众人休息，还特别叮嘱靳小武要注意那个偷换上国军军服可疑男子的一举一动，便带着三名负责长盛轮善后事宜的船运司令部管理员向太古洋行办公楼赶去，希望可以在那里为跟随自己到达宜昌的难民找到搭乘他们入川的船只。

太古洋行的办公楼是一座二层小楼，此时已经被围的水泄不通，一楼的办公大厅里，很多公司等着运货运设备，很多人叫嚷着买票或退票。

二楼的办公室里，作为不久前被国民政府紧急任命的交通部次长，以及本次人员物资从宜昌撤往重庆的总负责人，卢魁先正在跟民生公司和船运司令部的主要管理人员一起开着紧急会议，商讨长江中上游枯水期来临前紧急运输方案是否还有什么可以修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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