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知废八股提倡实学是正道,可到了真正废除科举考试时,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以至全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感到一下子失去方向,人生渺茫之际,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新兴政治势力,对旧社会有极大的杀伤力。“宋教仁原本也是这股庞大的新兴政治势力中的一员,但是当他发觉如今的世界,中国已经不可能关起门来搞革命了,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国际大环境下一起考虑。宋教仁特别发觉,在中国的边上,有两个邻居在虎视眈眈,忘我之心不死,那就是沙俄和日国。
“但是,宋教仁的重要和伟大,应夔丞不一定知道。应夔丞的眼里只有陈其美和孙了。所以,应夔丞把宋教仁成是个经济诈骗犯,曾经在几年前在日国时,企图要诈骗满清和袁世凯的钱财。应夔丞又没有去过日国,这一定是陈其美等人灌输给他的,所以,应夔丞非但不尊重宋教仁,反而憎恨宋教仁。“所以,应夔丞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前主犯。当然,我这么,也认定,幕后还有主凶。”有人插了一句话:“好些报纸都,在捉拿应夔丞时,巡捕房等人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要他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武器上,首先要去搜出那些机密电报文件。这就明,还有人在暗中操纵,这就增加了案件的神秘性了。”
“那个应夔丞,我见过。”插嘴话的是黎得水,“此人不是那种街头巷尾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人长得气度不凡,家有万贯,是帮会中的头面人物。现在有些报纸把他描写成是一个无懒,这也和事实不合。而且,他还做过孙的卫队长,是都督陈其美的心腹大将,除粒当国民共进会的会长,他还是陈其美的谍报科科长,专门收集情报的。
我在上城时,他来找过我,要我参加湖的国民共进会,向我打听黎元洪的情况。那个时候,他就准备向黎元洪捅刀子。他不是一般的党人,是那些中坚分子。他本人过,他是誓死跟随陈其美的,陈其美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他也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我是有一句一句,我总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我想,按理应夔丞做的事一定和陈其美有关。他以为他这样做就是革命的,否则,应夔丞不会铤而走险,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
邓兆麟继续:“三个主要当事人,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离奇谋杀,洪述祖逃亡不知去向,应夔丞又在狡辩,指鹿为马,满口白牙,根本无法结案。”“因此,应夔丞矛头指向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指控就是不当真,事实的真相也就此不会大白于下。袁世凯在国人眼里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派在1911年背叛了清廷在1913年的今,会不会又将背叛民国哪?他那种灵活机警,力图混合新旧事物和坚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帝国作风,同样也在提醒人们:他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他是杀害宋教仁的元凶,这完全可能。但是,如果陈其美或其它的革命党人也共同参与了对宋教仁的谋杀,那末,这个结果会让国人不寒而栗:他们同样热衷于一种不受道德监督的个人专制权力。也许,他们比袁世凯更可怕。”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接着“大学士”郭林也开始了他的论述:回到正题上。宪法在我国,其实和在西方国家的作用不尽相同。在西方,宪法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我国,宪法更多地是为了唤起民族共识和防止重大失误的盾牌。但是不管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宪政都是国家政治精英们捷足先登的舞台,只不过,我们还是第一次接触,人们还不熟悉,还不知晓,这就要有一个反复的过程。就像古代国家行大事需要大祭一样,一部宪法也需要用血来祭。宋教仁的血就是宪法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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