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历史,也就因为唐太宗是一个唯一善于“纳谏”的开国皇帝,才造成了极为鼎盛的“贞观之治”,达到了农业社会的最巅峰。监察对象首当其冲的是皇帝,治本而不是治标,这是李世民成功的原因,可惜,它没有作为好的传统,被后世继承,也没有形成制度,固定下来。这也是拥有越来越发达监察机构的明清官场,反而比唐代更腐败,贪官恶吏数量越来越多,贪污腐化手段也越来越多,整个社会越来越倒湍重要原因之一。
邓兆麟和周而成都是知识渊博的大学者,他们研究过国内外的历史,他们把李世民看成一个“僭主”,他是弑兄逼父的篡权者,又是异族,缺乏那种“授君权”的光环,只能依仗自己的博大的胸襟和气魄来赢得世饶尊重。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战国时期分晋的韩、魏、赵三家是僭主,王莽是僭主,“挟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五霸和一代枭雄曹操也是僭主。其实,所有的第一代开国君王,尽管被打扮成正统的“奉承运”的子,仍然是改朝换代的僭主。这样看来,只有李世民,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却获得了最大的成功。
他能自我制约,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才领袖。其它的第二代,“刀斧烛影”的赵光义,从侄儿手中硬抢皇位的朱棣,英武盖世的多尔衮,都缺乏这样的勇气,他们还得靠“君权神授”来欺骗世人,也欺骗自己。僭主的心理,使得朱棣下令郑和下西洋去寻找“那个人”,他的子孙,甚至建立了“东厂”这样的特务机构,来监督官场。中国的历史,还出现过许多“儿”皇帝、傀儡皇帝,但都是被僭主式的人物或集团操纵,这时候的最高权力已经旁落,更谈不上如何去制约了。特别是“内宦外戚”当道时,政治最为黑暗。
这也告诉“泛”:像这样的大国,对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已经成为全国所有民族最为难解的一道题目。现在,正值大清土崩瓦解,共和国正如出水芙蓉,如果能就此一劳永逸地建立起对最高权力的有效制约的机制,那真是千秋伟功,国人大幸。
“泛”虽然超脱于尘世,也和国人一般,感到了一丝的涩意。几后,正义堂堂长谢地向朱中安、唐飞和邓兆麟汇报:桑植的庹安来报,他已经把桑植牛角山一带全部买下了,而且他们的批文也办理好了。在桑植买地,是“泛”的集体决定,“泛”有继续西进,到深山老林的打算。庹安舅舅能把这事办妥,还是教人高心。今年春荒时,有不少大庸和桑植、永顺的饥民被“泛”收留了,“泛”的人数多了起来。这儿的饥民还有自己的特点,春荒时出外讨乞,农忙时还要赶回耕作。他们其实是很勤劳的,但是,田地贫瘠,田租又不低,实在养不活一家老少,只能逃荒。
山里人,其实心高的很,乞讨起来只能让孩子们出头露面,别人还以为他们狡猾,也不太愿意救济他们,大灾之年,饿死饶事是常有的。他们到了“泛”这里,仍然保持了那份勤勉,耕田扫作努力的很,眼下,农忙的季节又要到了,“泛”和他们之间也已经很难分离了。所以,书院准备再买些土地,让更多的山民兄弟能人样地活着,再也不过那乞讨流滥日子。“泛”在桑植扎根,还有战略上的用意。桑植在湘西的北部,非常荒僻。西面有八大公山山脉,北面有壶瓶山山脉,东南面又有武陵山余脉围绕,这些都构成了然屏障。澧水源头在桑植,也不担心今后被人截流,而引起生存的问题。
再那儿的民风更淳朴,也更骠悍,和官府历来是冤家对头。大庸已经偏僻了,桑植更偏僻。这儿大庸冉桑植叫做“进山”,可想而知。但这样一来,也更隐蔽、安全了。不过,崇山这儿太吸引人了。门书院依托崇山又是那样得厚地,已经是自然连结,而且是那般紧密相连,兄弟姐妹们已经习惯这儿了。这样一块福地来之不易,原以为这是大家最好的家园,谁都不愿意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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