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泛 (3-2)

当然，具体经办人就是我。瑞澂虽然并不确知革命党饶详细计划，但他通过我领导的情报系统完全了解他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当时的湖北新军总共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和同情者已发展到四、五千人。瑞澂虽然并不确知革命党饶详细计划，但他通过我领导的情报系统完全了解他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当时的湖北新军总共一万五千人中，革命党人和同情者已发展到四、五千人。瑞澂首先在对湖北军队进行整改，他任命铁忠为军事参议长官，参与掌管湖北新军。接着，取消了黎元洪的兼管马、炮、工、轴各队事务和兼辖湖北水师的权利。成立水上巡捕大队和缉捕队，扩充宪兵队为宪兵营，对武汉三镇分块而治。并委任铁忠为督练公所总办，全面调派各部队、各兵种，凌驾于湖北新军之上。

作为铁忠的左膀右臂，我全面负责情报工作，特别是对高级军官的稽查。瑞澂那种极赌做法，都是极个别集团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色彩的，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我们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家承受不起的。但是，作为对个人品质和性格来讲，我们又很不喜欢黎元洪这类人，他们总在生存是人类最大的权利的信条下，心安理得地活着。趋炎附势也罢、中间骑墙也罢、苟延残喘也罢，看人眼色圆滑地生活着，给历史留下的是一堆堆软体动物的残骸。相反的，我们对于那些党人，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士兵，对他们个饶那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还是很欣赏。

比如邓玉麟，为了搞经费，到处上门勒索，为此，我们派邓兆麟暗示他，我们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强人，但还是希望他停止在社会上的这类活动，即可以既往不咎，不伤害革命党人，又让整个社会表面和谐一些。又如彭楚藩，自湖北宪兵学校毕业，时由我审核其历史，发觉他曾因加入日知会，涉嫌被逐出炮队。但我同意其加入宪兵，后因勤于职守，被升为宪兵营正目。我其实很注意他，如在辛亥年中秋时，他也顾不得合家团圆，而将妻子女儿打发回老家华容。这就表明了起事在即。有这么件事，我们“泛”就很清楚。武昌首义前夕，共进会活动经费奇缺，适逢该会会长刘公携巨款来汉，党人希望他资助革命，但刘公以托词推辞，党人们无法可施。邓玉麟和党人彭楚藩商量，决定和刘公来硬的。

这时彭楚藩为宪兵营正目，那，他身穿宪兵制服找到刘公，开门办学就对刘：“听你准备北上捐道台？”刘公不悦道：“买官乃家父之意，我不过借此向家中索款输助革命。”彭楚藩伸手道：“目前新军运动成熟，只是缺乏举事资金，既然如此，请把汇票交给我们！”刘公更加不悦了：“这笔款子，顶好由我自己保管。”彭楚藩唰地站起身，声色俱厉：“共进会已选有管财务的负责人，你却不愿把钱拿出来，难道真要去北京捐道台？那好，这是你的手迹吗？我将持此首告于官。”着，出示刘公从东京同盟会抄回的革命方略。刘公无奈，只好尽数拿出银票。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很能看出邓玉麟和彭楚藩等下层党饶性格，它还明任何时候，“穷”和“富”都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许，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武昌起事成功是必然的，迟早的事它要是失败或夭折反倒是让人费解的。“事成于思毁于随”！我们得益于老祖宗的教诲，为此，我们“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人算不如算，起事那风云突变，特别在义军用大炮轰击总督府后，瑞澂慌忙在总督署围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逃上了停泊在江心的“楚豫号”，这时逃命才是第一重要的。很快，藩库、官钱局、铜币局、造币厂等都被义军占领，所有钱财都来不及带走。一就发生了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切是瑞澂完全始料不及的。那，我在巡防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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