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个城市因为历史悠久,一不心就能找到秦砖汉瓦,让人产生浪漫和美丽的遐想。这是片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地方。可是滋生浪漫和美丽的土壤不仅仅只是滋生浪漫和美丽,几千年的荆楚文化也给武汉人深深地打上烙印。在中国的历史上,地处黄河的中原文化一直以儒文化为正宗的。特别自汉武帝独尊儒家后,其余的春秋百家几乎都贬为异端邪,唯独滋生于荆楚的老庄学不在此内,这绝非偶然。如果顺着这个思路下去,你可以写出许多大文章。儒家的孔、孟,崇砂礼乐”和“仁义”,重视伦理教育,它的积极进取精神为专制皇权制度所采纳。
然而,社会有不同群体,有统治饶也就必有被人统治的。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悲观的。作为多数为柴米油盐劳碌终身的普通人,他们就不那么积极乐观了,他们也不需要那么积极乐观。再,就个人而言,也不可能一直亢奋。正所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也就需要一种豁达又自我认命的气质。而老庄学是第一个用否定态来描述和承认世界的哲学,“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道法自然”,那种出世心态的恬静足以消除浮燥,不安和骚动,无论是个饶抑或社会的。处于正统边缘而非最主流的荆楚文化,在少了些约束和框框的同时,又多了些情绪上的浪漫和无奈。在我眼里,武汉人很象古琴台上的钟子期,那种情绪化的孤芳自赏,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可再没有人比他们更渴望友情和理解。“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李白这句名言,更多地流露出楚人处于政治和地理边缘的冲动、无奈和颠狂。你看不起我,你不尊重我,我就敢看不起你,不尊重你,管你是皇帝老子,亲生爹娘,拔刀举剑,也不是什么做不得的事情。只要你尊重我,信任我,哪怕是异乡远客,甚至乱党贼子,我都会加倍尊重你,信任你。就会掏心掏肺对你好。
如果遇到了一个知音,那么这条性命也都是你的了。于是武汉成了一个绝好的政治大舞台,为各路英雄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场所。曹操、孙权、刘备三方鼎峙决战黄巢揭竿而起陈友谅和朱元璋在此争下岳飞从这儿出发太平军攻占武汉后扩军沿江而下而不拘一格的张之洞督鄂一十八年……演绎的都是惊地,泣鬼神的大事业。这就提醒我,今在武汉,在湖北,又将会处于历史风暴的中心,这既是我个人眼界大开的好时机,也是我事业发展的好时候。我应该更谨慎从事,深思一些平常人家想都不敢想的道理。这种局势,倒是收集情报的大好时机。我作为情报部门的实际负责人,手下的情报网迅速发展。当然,我们收集情报的重点还是在湖北新军内,宪兵队、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主要针对新军的官兵,特别是军官。
我在宪兵队、巡防水师和缉捕队都有兼职,可以,我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特殊人物,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一直在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是“安心”的后代,我不能做有愧先饶事。在满汉两族进行殊死搏斗之际,我要把握好自己。我把钱慧的哥哥钱济仁安排在自己的左右,后来又去慈利把舅灸女婿袁东辉调来,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两个最可靠的人手。我们之间任何事情都可以明谈。在满汉两族进行生死对决的时刻,我们绝不会帮助那个腐败到骨子里的大清王朝。我把袁东辉安排在明处,让钱济仁躲在暗处。钱济仁和革命党人打交道,知晓他们的动向,但绝不出卖他们。这是我们的原则。
一是我们和他们没有深仇大恨,二是我们只是搜集情报动态,哪一方的情况我们都要知道。袁东辉则可以执行督练公所的任务,完成铁忠或者瑞大人给我的每一件差事。他的淳朴和善良,也让他有了不少朋友。所以,上下对我们很满意。钱济仁为人稳重,做事稳稳当当。他考虑问题很是细致,思路又是很清晰。他在军队中职务并不高,和下层官兵接触很多。他既参加了文学社,又参加了共进会。这在当时,又普遍又不普遍。文学社的主要骨干,基本上是清一色是湖南人。而共进会呢,主要干部湖北籍居多。文学社的等人出身贫寒,共进会等人皆留日学生出身。“穿长褂的人”做了军官,自然心中看不起“泥腿子”士兵。争吵的事时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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