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邓兆麟也劝过邓玉麟,作为土家族人,对于满汉之间冲突以置身事外为宜,但是邓玉麟已经对清廷恨之入骨了,他坚决投身于反清的斗争当郑不过,尽管“道不同,不相谋”,但彼此还是同族同宗的好兄弟,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黎元洪成了统领湖北的大都督。旧军人,旧官僚又恢复了以前的地位。邓玉麟非常不满,而党人也开始分化,重新组合。邓玉麟和孙武关系不错,是孙武的亲信,但他和刘公等富家子弟仍然形同水火,他在湖北军政府中地位也很尴尬,为此和堂兄邓兆麟的关系更近呼了。
袁世凯则老练的多,他对各民族尽量拉拢,尽管目的性强,但邓玉麟觉得至少是个安慰。邓玉麟对袁世凯此时此刻的关怀,很为感激,他到了北京后,和袁世凯来往很密切了。成为湖北军人中和袁世凯的关系最为特殊的。这时邓玉麟经常和邓兆麟有书信来往,互相交流情况和看法。特别是邓兆麟那种客观和深刻的分析,对他帮助极大。当然,对于堂兄的真实意图,他也是心照不宣的。邓玉麟在信中主要讲了袁世凯对湖北军界的关怀。特别是袁世凯把湖北“三武”蒋翊武、孙武和张振武都封为上将,尊为湖北首义元勋。袁世凯的举动引来世饶好福
而且,袁世凯还成功地调解了孙武和张振武之间的纷争,对湖北军界影响很大。在这方面,袁世凯处处都显出比黎元洪高明和智能,他总能找到全局中最关键之处,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之。相比之下,黎就迟钝得多,而且,处事优柔寡断,总被身边人左右。事后又会怪这怪那,缺乏大将风度。现在,湖北不少军人都汇集在袁的周围,这是他们既看不起黎元洪,又厌恶孙、黄的真心流露。在某种意义上来,也是黎的大裁军所致。这个情报对于朱中安他们来讲,也是预料之中的。使朱中安触动的是信函上的地址:京城安直门外黄庄,邓玉麟现在居住的地方。
安直门外黄庄,这也是朱中安青少年时代一直居住的地方,它对于朱中安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安直门外黄庄,也是朱中安少年新生的开始……书院例会其实就是“泛”的最高层会议。“泛”和社会上其它的组织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行动者”、“参与者”、“利益共享或冲突者”。它只是一个“旁观者”。就像每年钱塘大潮的观潮客,而非是弄潮儿。广泛观察,广泛了解,广泛深入,是“泛”的宗旨。以看为主,以静为主是“泛”的特点。“泛”更像传中浑身是眼的“百眼兽”,眼看六路,耳听八方。“泛”是消息、资料、情报的收集机构,由于少了些功利的成份,更多了些客观性。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校
“泛”在首义中看似随心所欲的出手,就一举获得了巨大成功,是平时厚积薄发的结果。现在,“泛”在门书院更坚持注意消息、资料、情报的收集。而且,分工更细,管理更紧,投入人力更多。书院共设八个学堂。在这八个学堂中,中有四个堂从事这类事项,它们分别是行礼堂、正义堂、养廉堂和知耻堂。行礼堂专门从事公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各地的报刊、杂志,学校里的刊物,上峰的公告,各种行会和行业的文告等。
民国成立之后,这些资料的形式开始简捷明了多了,主要有令、布告、公函、呈文和代电几大类。不像清代有呈文、申文、照会、牒、传谕、札、牌、详、揭、禀、折、谕帖等那么繁琐。行礼堂将其中与自己关系大一点的,作为重点整理出来。定期出些资料汇编给书院的众人观看。正义堂是收集地方特色的情报,他们以崇山后坪为重点,对大庸、桑植、永顺和沅陵四县加以关注。对这些地区的人事、经济、军队和其它重大事件等动态情况都要及时了解,要建成良好的消息灵通人士组成的一张张网,就好像“泛”多了一些眼睛,能感觉到他们鼻子下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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