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第一是要好水性,其次就是忠诚可靠。军官更是慕军和黎得水仔细斟酌过的,都是些湖北军界的精英,他们也是自己的好兄弟。这支分队以货船用火拖轮带上六条驳船组成。货船用火拖轮带上驳船,大江河里都能去,带上些常用的物资,也利于时间上的伸缩。驳船也是“舶来品”,这些年才时兴起来。它构造简单,船形丰满,既可以编列成队后整体行进,又可以单独在河流中活动。在两湖间,驳船越来越普及了。驳船船身遍布“靠把”,就像穿山甲似的特别经得起碰碰撞撞,它吃水浅,停靠各种码头都十分方便,所以,人们越来越体验到驳船运输的优越,驳船越来越受欢迎了。剩余的人就都在拖轮上了,指挥所也设在这里。黎慕军是这次行动的全权领导,他的三哥黎得水作为黎慕军的副手即帮办,航孝机务船务等水上事项都是由他来安排。
又回到他熟悉的环境里了,黎得水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看着三哥忙里忙外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和生气,黎慕军放心了很多。因为汽轮机是烧煤的,所以黎得水安排了两条船来装煤。其余的船装的货物是米油盐糖等,又能吃能用也能卖,应该讲,方方面面考虑得很周到了。六条驳船加上拖轮,就是七个单位。每条驳船平时配备六人一组,除了短枪,还配上一挺轻机枪。收尾的那条驳船,加派两个弟兄和一挺轻机枪,战斗力可谓强极了。但是,驳船的缺点是自己没有动力装置。因此分分合合就是军训的重点。黎得水和四十八个弟兄水里浪里训练着,按照船队的特点,每个单位既要能连同配合默契,又要能独立单个应付各种情况。
对于湖南水道,黎得水、周而成和黄金忠也仔细研究过。周而成是黎得水特别介绍来的,而周而成推荐的黄金忠,是个很好的船老大。他是湘西人,对去大庸的水路状况非常熟悉,请他做拖轮船长,也是找对了人。船队安排了一个事务长,来分管零星事物。事务长名叫郭林,是湖南澧州人,和湖北起义元勋“三武”中的蒋翊武是同乡兼同学,原是很要好的,他也是文学社的骨干,也积极参加了武昌起义。他和胡瑛还是亲戚,但郭林性耿直,很讨厌胡瑛那种翻手云覆手雨之德性,多次劝蒋翊武远离胡瑛,但无见效,渐渐地两人也疏远了。武昌首义后,郭林受到胡瑛的排挤,湖北军政府只安排了个闲职给他,他也不在乎,也不计较,故人缘和人望越来越好。其实武昌首义后有很多像他那样的党人,并不事事如意,这倒反更能看出谁才是个真正的革命者。
黎慕军和郭林曾经一起去上海执行过特殊任务,两人不但熟悉,而且彼此之间非常尊重。郭林对目前湖北局势很有看法,观点和黎慕军差不多,为此和黎慕军一起去湖南也十分乐意。对他来讲,这也算是逃避现实的明智举动吧。此时湖北的局势也很微妙。国内时局还不稳定,湖北军政府还有很多事要做。但大权在握的黎元洪却提出了反对军人政府,实行军民分治,并在此基础上整顿军队,整顿会当帮派。黎元洪跟随张之洞多年,知道军人割据对国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特别是那个袁世凯,张之洞多次提到他是私人军队的继承人,是个枭雄,非常厉害。再,黎元洪的性格使得他对充斥会党帮派的军队很不满意。
他认为当时的军界既无道德心,也无法律心,更无责任心,造成了湖北种种不稳定。其实,在“二次革命”中的一些闹事的军人更像一些痞子,一有不满,就武装寻衅。针对全国和湖北的军人执政多扰民的情况,他非常担忧。黎元洪首先取消了军政府,改设都督府和民政府。把行政权交给了刘心源。这种军民分治不为有远见,而且是真正意义上政治体制变革。然而,黎元洪此举选择的时机的确很有问题,引起了袁世凯和部分党人极大的不满,黎元洪把自己推到了矛盾的最前列,在策略上处于很被动。黎慕军也劝过黎元洪,多事之际以维持现状好,孙、袁本质上都是很专制的人,他们绝不容许其它的人在国家大事上三道四的,形势实际上对黎元洪已经很不利了,唯有湖北内部团结自保,才能让辛亥革命的成果在湖北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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