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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资分配极度不匀的古代，人分主仆两种，仆人往往是由于家庭贫寒，被家人卖给主家的。身份低微又为人效力，难免不有奴的心态，可这奴的心态也分两种——奴隶和奴才：忍受痛苦的是奴隶，苦中作乐的往往是奴才；奴隶认命，奴才只在表面忍受，但心底里盼着有朝一日能翻身做主子。

奴隶对主子竭力效忠，认命不去反抗，个性憨厚老实，是“三流九等”中的下等。他们对旧时代的“人有十等”的观念深信不疑。在他们眼里，主子地位高，就得遵循规则，哪怕只比自己高一等。

奴才同样伺候主子，但他们心思多，花样也多。不只会讨主子欢心，也会给自己舔“乐子”，把主子的钱往自己腰包里塞。他们不服命，因而会反抗，并把挨过的打、吃过的亏都一一记得，并在自己一跃飞腾时，通通复仇回去。

坚守为奴的道德也好，心怀复仇也罢，本质上都是对人与生俱来的那一份向往自由的天性使然。接纳忍耐和蓄意反抗不竟然都是为了自我救赎，难道不能说救赎本身不就是为了自由——这丧失几千年而浑噩中国人的天性，但也是从未被泯灭的人心中的星火。

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国饱受凌虐，在可能做亡国奴的“大敌当前”，因为激荡起无数颗向往自由的火炬，让中华人群起抗敌、一致对外。

所以，在人的天性这一大前提下诞生而出来的奴性本生就具备十足的反抗性。更何况，中国人最为“向善”，厌弃战争。讨不到说法，甚至根本就不给说法，就举兵侵犯，是全体中国人民都绝决不允许的。

中国人最不愿看到战争，如果被逼上战争的道路，也必将无畏！坚守在每一寸国土上，不怕“狭路相逢勇者胜”，并抗战到底、越战越强。

暂时落后，就要去学习感悟，从而释放自由这种天性，才能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救赎个体，进而带领组织、群体。进而影响社会，在经历无数个黑暗氤氲遮天避日的岁月里，最终等来了战斗胜利的曙光。

直到新中国解放全国，才结束统治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在这之前，人们思想局促，活得十分谨慎，口风严把，自然不拘言笑，社会缺乏活力。

产生这种僵化、沉闷的社会风气而不被民国青年所喜爱说来话长，重要原因在于对封建时代初步确立的战国时期时，为治理中国的农业文明带来产生人口暴增，导致人们相互抢夺资源之下，社会乱象百弊丛生、矛盾激化。因此，应时而生由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学说——这是一种在血缘结构中建立尊卑有序的宗法关系，使人在社会结构里找到位置，以巩固封建社会的农业文明。

孔子原本是一个对生活充满喜悦、爱好与平和的人，他编撰的《诗》、《书》、《礼》、《乐》等书籍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儒家到了汉代独尊为国教，至此之后，中国便没有学术思想重新发生的余地。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空前繁荣，与之相应的工商业文明成为社会风气，然而代表典型农业文明而压抑工商业发展的儒家思想不免出现破溃的局面。如果按照文明进步论，农业文明必趋工商业文明。如果先进文明能一路凯歌下去，与此同时，农业文明继续破溃，何至于近代有鸦片战争，从而引发中国的近代屈辱史。

但这时却出现了以更为严峻的方式重整儒家学说的朱熹理学，造成旧文化的全面加固和僵化，对工商业文明的萌芽造成摧残。这说明农业文明结构之稳固，而让朱熹理学能在当时兴起，进而变成主流学说、主流文化，从而反过来阻碍工商业文明的萌芽的过程阻碍效力之强。

而朱熹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指出人性人欲和天理是违背的。这必然压抑人性，而导致中国社会僵化，缺乏活力。

让中国社会进一步思想局促的原因也在于从宋代开始就取用文官治国，但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自古好文章数不胜数，也难分高下；而比武则不同，胜负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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