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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两种性格极端的人将自身的很大一部分情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其他绝大数人却活在一种朋友的朋友经常会是自己的朋友的这种社会裙带关系里，从而将利益化的“社会关系链”构建出来，这关系链即是“人脉”——这种快节奏就能获取资源和利益等等有实际的好处而被成功学人士时常提及的有效社交，使社会高速运转的纽带上形成的“新亲缘关系”。所以，在一衣带水的社会关系网中，实在得罪不起其中任何一个关系链上的人，因而时下国人处处一团和气，而没人愿意发表相反的意见——这看上去不和气的话。

这种社会“新亲缘关系”的建立，本质上是对更位高权重者的一种攀附，而这种国民性实在由来已久。这就像许多人喜欢借用别人的“大有来头”来撑自己的台面——这无论是古代八股文应试者和文艺创作者都爱引经据典也好，还是社会人士爱攀附权贵也罢，还说他有成就的人是他的兄弟，都无非不是一样的道理——不然哪来这么多员工待在一个没任何关系可言的家族型企业里，对众多与老板有关系的“皇亲国戚”的员工们有诚惶诚恐心理呢。以及跟大哥的小弟，报大哥的名字不怕挨打，就会觉得有人罩着他的感觉。

细细想来：这无非不是虚荣心在作祟，又掂量不出自己有几斤两，懂一点皮毛就“半罐水响叮当”，没自知之明就爱吹牛。还想抄近道，不自己去打拼、开创，就想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补自己的缺失。所以自古以来，众人似醉了一般地活着，因而大多数人真正崇尚的其实是如何让一件事变得更简易。而到如今，这简易里又多多少少包含着对自己建立起来的“新亲缘关系”里的江湖气，因而大有人用亲疏去划分尊卑等级。甚至重用或者包庇同自己关系更紧密的人，而不是更可靠、更公平。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这样人治、集权、自闭和内斗。

要看这个社会的万花筒，最具戏剧性和最易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各种文艺娱乐方式，而不是耗神耗力地创造。而当时最吸引新青年目光的是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最具西方文化符号的新休闲娱乐方式，那些区别于中国古典的晦涩高深的娱乐方式，而显得简单易懂，也能让耳目一新——这个世界总朝着简易化发展。西方文化的休闲娱乐方式如火如荼地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生长”，极具文化侵染力的话剧、电影、交响乐音乐会等等轮番上演——它们既浸透着浓烈的情感和色彩，又有新颖直观以及时尚的表现力。打破中国的传统休闲娱乐方式的老沉和厚重感，缤纷地将各种西方艺术调动在一起来刺激感官，让新青年的娱乐方式一夜间改头换面。

与异彩纷呈的西方娱乐方式比起来，让本来就显得寡淡的中国传统娱乐方式被新青年给忽略掉。这些西方文化的衍生品渗透到老百姓日常的生活里去了，人们会因为喜爱一部国外电影，而去购买相关商品，甚至还有不少人会认为洋货是进步的和先进的。总之，这新青年的眼界被打开了，让新青年找到了许多乐趣。可人一旦开了眼界，就会跟着有新的体验感，只要感觉是喜悦的，多半也就回不了头。就一头扎进那爱好里，一发不可收——这世界竟然还有那么多奇妙的事情，因而让乐于接受新奇事物的他们开始纷纷赞叹——真新鲜！

与此同时，随着各地失守，日军侵华更深入内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自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也开始转移到抗战大后方的重庆。

那时，要是有人知道了一条鼓舞人心的战况消息，他会奔走相告；或者看到一篇作家所写深刻的文章，就有人拍案叫好。作家批判腐朽、针砭时事、辨识真伪，他们将自己曾深沉凝视过的人事，用犀利的笔调去揭露社会阴暗面。

那时战争残酷，战况节节败退，而让人绝望。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作品则为新青年带去的不只是一丝闲情轻松，文艺工作者同时也是新青年的思想领军人，带给新青年一起开创新世界的勇气和希望。

当时中国正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艺工作者主要围绕“反战”和“反封建”去创作，就力求有张力。而从这立意的本身来看，本来就是新思想的产物，之所以为新思想，必然要与旧思想非得作斗争不可。所以从表现形式，到内容表达，都时常体现着西方的文化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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