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神话流传数千年,至今不衰,似乎又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谈。
第一,蛊在国中“古已有之”。
原义是指人身体(尤其腹内)的寄生虫,如蛔、蛲、钩、绦虫之类。
第二,胜汉以后,版图大展,与西南民族的往来接触增多。
西南民族盛行巫术,又有以毒蛊制炼毒药的技术。
汉人在苗疆染寄生虫症者,或有推测与巫术有关的,便宣扬传说而衍为放蛊神话的现在形式。
所谓蛊,亦为腹中虫也。
古人发现了便中有虫(实为寄生虫),便称之为毒虫,或依形状引申称之为蛇、蚕、蜈蚣之属,正是理所当然。
古人遇到治不了的怪病,往往藉由祭祀,祈天禳灾。
《秋官》有个庶氏,专门“掌除毒蛊”。
《秦本纪》“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
初伏在阴历六月暑热之期,正是寄生虫甚易传染的季节。
《正义》云:“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
可见先秦以及秦汉之际,蛊被认为是一种恶毒之气所造成,可以用祭狗等仪式来消除。
后来发展到以虫制毒蛊,原始民族狩猎捞鱼,常藉毒药之助。
毒之来源,取自植物者多,制自动物者少。
南蛮这一区域,毒矢与蘸毒的吹矢尤其流行,尤以吹矢著,但其毒药采自植物,偶然有用蛇毒的。
则其分布既狭,又不是制毒的主要成分。
但国中西南民族使用的毒矢毒弩,其毒药常有用毒虫研制的,这不只在南蛮,在九州来说也是不多见的例子。
另《风俗志图说·巫蛊败露》记载,我们知道国中的西南仲獞徭等族,古有合毒虫以炼毒药的技术;至少在獞人中,这又是项女子的行业。
这项技术早到何时,我们不敢断定;由于制毒方法与古籍所纪造蛊虫以害人的方法相近,也许可以早到汉唐。
汉人闻见苗人制毒的技术,想到自古已然,于西南尤烈的蛊疾之害,也许便产生苗人聚毒虫制药以巫惑人的说法,称苗人所制的虫毒为蛊,认为在西南所感染的蛊疾为苗巫放蛊所致。
这固然只是一种猜想,却可以解释汉人对于造蛊(以入饮食害人)的方法的说明,及苗人所作毒药之名蛊的由来。
还有关于巫蛊的传说,胜汉以后,汉人自苗疆带来了巫蛊的传说,并用此传说以传释古已有之的蛊疾。
巫蛊的传说是从苗疆传到中原,多付之野史笔记,其间自然经历不少变化,但下列的几种要素,常常是构成这传说的主要成分。
制蛊之人原为“妇人倮形披发夜祭”而制。
《南越笔记》皆记巫蛊为妇女保证赘婿归家如期返回之术,自是妇女的专利。
《滇南新语》亦云:“蜀中多畜蛊,以金蚕为最……货客入山,不戒,或为夷女所悦,当货毕言归,即私投饮食以食客。
女约来期,如约至,乃得解,逾期则蛊作腹裂皮出,如新剥者。”
此外各朝载籍亦多云“苗妇”。
巫蛊之巫常为妇人,恐怕即为西南民族的巫师常常是妇人的缘故。
巫多为女子巫,故巫蛊之巫亦为女巫,正是合理不过的推演。
《说文解字》对巫字的解释为“祝也。
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也就是说,巫就是向神祈祷的人。
女人能事奉无形奥秘的事物,能够用魅力歌舞使神灵降临现场。
你倒是说了半天,也没说出如何制蛊的方法来?
青明问道。
何以制蛊,《赤雅》所叙“五月五日聚诸虫豸之毒者,并置器内,自相吞食,最后独存者曰蛊,有蛇蛊、蜥蜴蛊、蜣螂蛊”,作蛊之法,与多数的记载相同。
蛊的种类除蛇、蜥蜴、蜣螂以外,又有《峒溪纤志》所记金蚕蛊与蜈蚣蛊。
其中金蚕蛊尤著,蛊虫神通广大,入夜能飞,熠熠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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