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利在1937年8月逗留上海期间,还进行了自己的城市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把军统局上海区站置于战时状态。在此之前,由周伟龙指挥的上海站的五个“外勤”组都主要集中于进行反共的监察及信息截获。
周伟龙答应戴戴利,他将留在法租界内,在“潜伏区”内建立从事破坏活动的队伍,以骚扰敌人。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间谍组织与别动队完全不接触,而通过龚仙舫与戴笠直接联系,龚氏曾任上海特务团人事处处长,如今则被任命为上海网络的联络与信息官。
然而这些地下情报組织或者被租界警方所岀卖,或者被日本反间谍机构所粉碎、或者被为伪政府效力的通敌的特工机关所收买。情报组织的新头目王方南在一年之内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遂被军统转移至香港。
1939年初,周伟龙被法租界警方逮捕,军统设法使他获释之后将其转移到了重庆。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木天被军统局上海站的人事处长岀卖给了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很快也叛变了。
虽然军统上海站很快地丧失了行动能力,但是有两个特别行动组在整个“孤岛”时期更有效地活动着。由于常凯申对上海通敌分子的“汉奸活动”的狂怒,戴利组织了两个秘密行动组,分别由赵理君和林志江领导。这两个行动组,尤其是赵理君的那一组,实施了当时的许多暗杀大案,包括周凤岐、陆伯鸿和张啸林等人的谋杀案。据统计,戴利的手下在1937年8月至1941年10月之间,在上海制造了150起暗杀,尽管效力于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特工人员在此期间渗透进了行动组。
工部局警务处特务股肯定意识到,像以前那样的蓝衣社表面上不再在上海积极活动。譬如日本人的一样,知道某些暗杀组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工,他们甚至知道,这些行动组是由戴利指挥的。
随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地区,无论是蓝衣社还是新组建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对发生在公共租界和租界内的亲日华人的暗杀案负责。手头的资料表明,戴利即重庆军事委员会官员、前蓝衣社成员,指挥着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功队,即活动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负责该市的暗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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