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农民的儿子,年轻的卡门尔盖博简直是个人奋斗的典范。
南方的农民比北方的农民要穷困的多,因为相较而言,他们要负担更为沉重的赋税。其实人多地少,是南方农民的一大缺憾。而在北方人看来,南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那就更应该多交税。
从欧罗巴的历史看,大一统的政权从来都是在北方奠定基础,然后南方伏首称臣,然后送上自己的税册。他们甚至很少反抗,然后这就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仿佛南方人不多交点税就是一件奇怪的事。
作为农民,土里刨食,每年交纳了土地税、军役税、人头税及其附加,还有货币化的道路捐后,最勤勉的一户农民也所剩无己,万一要是遇上天灾人祸,那就是厄运当头,只能向教会或富人借债,并寄希望于来年能够还上。
所以,农民的儿子要想读书识字,根本就是一种奢望。有些富有远见的农民想这样做,负担更加沉重不说,又往往会带来邻人的讥讽,讥讽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6岁的时候起,卡门尔就给富人的儿子当侍从,以贴补家用。富人请了家庭教师给自己的儿子启蒙识字,卡门尔也得以旁听,并表现出了远超常人的聪慧之处。
那位可敬的家庭教师动了惜材之心,主动找到卡门尔的父母,要资助卡门尔读书。
但好景不长,资助没几年,那位家庭教师因病去世,资助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卡门尔的叔叔,也就是肖思所认识的那位勒布朗盖博站了出来,努力挣钱资助自己侄子,使得卡门尔得以继续学业,叔叔也是普通人,靠力气拼命也只能勉强交起学费。
当稍长大以后,卡门尔给自己找了份为人抄写的活计,因为他的字写的既工整,速度又极快,所以他的主顾很多,顺便他还要替人写信,每次都能得到几个铜板。有时一天要接十几份这样的工作。
唯一的遗憾是他很早就戴上了眼镜。
这样的生活一直伴随他考入普瓦图大学,这时的他,不仅不需要自己的叔叔资助,还表现越来越出色,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随着在外兼职的回报越来越多,卡门尔越来越讲究衣着和打扮,他学会了抽烟,学会了圆步舞,也对许多品牌的葡萄酒很有研究。
虽然有闲阶级的生活令人羡慕,但卡门尔只是把这些当作自己迈向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而已。
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卡门尔对个世界的所谓阶级有切身的体会。
正如三级会议的代表组成,上等人有三个圈子,教士、贵族和富人。每个圈子里又有不同的小圈子,比如富人当中,有大银行家和大商人、大地主,也有工厂主和小作坊主,还有农村中小地主。
至于自己,卡门尔扪心自问,哪个圈子都不是。
也许某个曾被指控的教士请让他写一篇赞美上帝使徒的诗篇,也许某个道德败坏的贵族会用施舍的口吻,询问他愿意当他家族子弟的私人教师,或者某个有钱人干脆扔给他一袋金币,让他写一篇攻击对手的文章,并且一定不要被对手抓住把柄。
卡门尔将以上这些人统称为有闲阶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高度统一地称呼他们。卡门尔甚至认为自己创造了一个饱含深意的新词汇,嗯,这既属于社会学也属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将一小群人同大多数人区分开来。
这一天一大早,在熬夜伏案写了一晚上的毕业论文后,卡门尔在食堂胡乱吃了几口,就匆匆走出校门。
他要赶往报社,他现在是报社助理编辑,因为他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辛辣老道的文笔,以及独到的见解,好几篇文章被这家报纸刊登并引起很大反响后,他被报社发现并录用了,尽管他还没毕业。
这份新报纸,求贤若渴,尤其是一下子多出几十份报纸的时候。
对卡门尔来说,这份工作不仅体面,待遇还不错,尤其还是他喜欢的笔杆子。
这份工作,简直就是为他量身订制,卡门尔工作很努力。
虽然出门比较匆忙,卡门尔还比较注重自己的仪表,这身衣装花了他一部诗集的大半稿费,当初做出这个决定时,很是肉痛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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