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河北大名人,现在是色目人阿合马当权,为中书平章政事,后兼制国用使,即阿合马是忽必烈的首席理财师,世荣以贿赂进用,为大都榷茶运使,
他是阿合马的人,指斥刘秉忠策略失当,不应守战,而应野战。
现在元朝的政局态势很明显,皇帝忽必烈独掌军权,中书左宰相伯颜执掌相权,阿合马理财,汉人太保刘秉忠并无实权,御前听用的谋士而已。
问题是他近着御前,忽必烈很多事情都问他,听了他的话,阿合马对此严重不满。
阿合马颇具才干,他实行盐、铁官营和专卖,这对解决元初财政困难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严格检查各地衙门的钱粮收支情况,查其欺隐,追征了大量积欠,收归国库(注1)。汉臣王文统死后,阿合马继续推行王文统首倡的纸币制度,促进了商业发展和理财活动,增加了朝廷收入。
在阿合马看来,刘秉忠推行的“稳守反击”之策完全错误,元军以汉军守城,消耗掉明军进攻态势,再由蒙军转入进攻这种策略大有问题。
战争打的是钱粮,从大都及各地运送粮秣物资到黄河北岸前线,耗费巨大,这种完全是汉人的打法不合适本朝。
如果战事有利,阿合马也就算了,问题是钱粮用去,战场上拉胯,忽必烈还在不断地向后方要钱要粮,需索无度,阿合马无法忍受。
他管钱粮,供应不上,影响到军事,忽必烈会杀他的头!
同时,战争期间优先军事,阿合马想贪钱不容易,贪得多影响前线,忽必烈一样不会容忍。
阿合马自然不敢反忽必烈,就指使卢世荣出来与刘秉忠打对台,弹劾刘秉忠策略失当。
刘秉忠这人独得圣心,忽必烈几乎对他言听计从,众人妒忌,但刘秉忠聪明,理论滔滔,逻辑严密,想把他搞下台不容易。
因此来“文人相轻”,以文章来对文章,试图说服忽必烈。
在卢世荣的奏折中,他考古论今,认为参考匈奴留给后世北方游牧民族的最深教训是:和汉人军队作战,切忌不能在草原上筑城。
这一经验,成为后世北方草原所有游牧民族的“祖训”。
筑城就意味着定居,这样会让汉军找到目标,如此战场就从大跨度的机动作战变成了正常状态下的两军对垒。像这种正面交锋的战争模式,游牧民族基本没有一合之敌,连打成拉锯战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呢,北方游牧民族遇到汉人精锐武装,尽量不要阵地战,否则必败无疑。
卢世荣引用了《旧唐书》上的记载:“……会李世绩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将其众自赤柯泺北走,世绩选摩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逾白道川,追及于青山。大度设走累日,至诺真水,勒兵还战,陈亘十里。“
“使五人为伍,一人执马,四人下马前战,战胜则授以马追奔”。
这事儿的起因是公元614年,由于东突厥的灭亡,北方草原上的薛延陀部趁势坐大,开始不断攻灭兼并草原上的其它部落,结果与唐朝爆发了战争。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令儿子大度设率三万名骑兵进逼长城,遭到李积则率领的唐军拦截。
李积就是隋唐英雄传中“徐茂功”的原型,战场上打出来的名声,有鬼神莫测之能,大度设自知不敌于是向北撤退,同时不断收拢沿途的部众。兵力达到五万人。
明知敌人人多势众,一身是胆的李积亲自率领麾下唐军精锐骑兵+部分突厥兵共计六千人抄近路拦截,在大青山追上了敌军,双方会战。
大度设的战阵横亘十里地,薛延陀军队的战术,和历史上的其它游牧民族不同,他们的战术是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个负责看管马匹的仆从,剩下四个人是战士,他们下马使用弓箭作战,战胜就骑马追击,局势不利就立刻骑马撤退。
初时唐军作战不利,面对几万人的密集箭雨,冲锋的唐军骑兵一时人仰马翻,防护较轻的战马纷纷被射死,没有被射杀的骑兵也纷纷滚落马下。按照常规理解,唐军的第一波冲锋显然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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