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帝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
由于当时正在举行我兔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
特别是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xxx”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
蒋xx在会前提出要允许津沽市在应届高中生中直接挑选一些学生。
参加高考的建议尽管得到老人家和教育部肯定,但在招生会议中,津沽市代表提出,蒋xx的意见不代表津沽市委,否定了蒋xx的意见。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焦虑的人们不由写下:“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老人家再次说话表态。
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雍、李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针对1971年张、姚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教育界、知识界的严重桎梏,谈话中老人家明确表态:“立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委员长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
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
我们要对这个《纪要》进行批评,划清是非界限。”
老人家掷地有声,他明确要求: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老人家的话字字千钧,教育部负责人随即向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作出传达。以至许多代表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老人家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
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老人家将刘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给华:“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
10月5日,我兔各首领们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叶、老人家等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
10月7日,老人家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兔、剑兔、先兔、东兔、方兔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
当天,我兔首领团集体圈阅同意。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的决策自此尘埃落定。
而新的招生文件也根据老人家指示精神,在几个政策问题上实现了重要突破。
第一,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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