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中,一辆三轮车奔驰在江堤上。
车上,秦晴揭开三轮车挡风帆布的一角,朝外张望,风雨打湿了她的头发,她也浑然不觉。顺着她目光所及的方向是烟雾濛濛的江畔挡水柳树林。柔弱的枝条,在浑浊的江水中摇曳。
穆广挨着她,半个屁股就位坐在她身边,一言不发,他知道,秦晴在深切地怀念着易洲,他能说什么呢?
秦晴过去一直扎着马尾巴,现在放了下来,头发刷下来,遮挡了半边脸庞。这垂落的头发像屏风一样屏蔽着秦晴的世界,把穆广拒之门外。
穆广没有叩击这扇屏风,而是保持着自尊,利用这个空闲,想着自己的心思——
穆广跟秦晴既是同龄,又是同学。从小学到初中,秦晴与穆广,由青梅竹马渐渐发展到暗自相悦。
1973年,也就是穆广初中毕业的那一年,县委组织部提拔李文诚担任高河公社书记。李文诚是土生土长的高河公社江心洲人,他要改变江心洲人的命运。
这年冬天,江南江北奇寒酷冷,沿江冰封,芦苇中不见鸟,江水里不见鱼。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同时发动社员兴修水利,疏河道,筑圩堤,铺道路。公社书记李文诚召开广播会,他的誓言是:把江心洲的圩埂挑得跟无为大堤一样高,一样胖,一样墩实。那样的话,洪水来临,就不再把洲区当行洪区主动放弃了。对生活在洲区的村民来说,每一次行洪都是一次灭顶之灾,家产和庄稼一起归零。退水后,各家的生活从毛竹筷子开始,从头置起。
十四岁的穆广参加了那次兴修水利大会战。经过战天斗地的洗礼,穆广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一个冬天长高了五公分,并且跟一位好心的大爷学会了旋网打渔的绝技。一开始生产队给他按半个劳动力计工分,一天计五分工。到结束时,计到八分工。那时候,他母亲秦采芬在生产队劳动只计七分工。
第二年(1974)开春,穆广主动辍学,和母亲一道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有很多次,秦晴背着书包,下意识地经过穆广家门口时,忽然想到穆广已经不上学了。她觉得,凭穆广的天分,不应该一辈子拴在江心洲这片飘摇的土地上。
当时,秦耕久找李文诚,力争革委会批准在江心洲创办一所耕读学校,就叫江心洲小学。李文诚说,办学的经费控制在县教育局,要报批。江心洲隔江渡水,交通不便,就算报到县教育局,教育局的人也很难来高河实地考察。不来考察,不能上会,批准又从何说起。
秦耕久提出,不要教育局批,办学经费大队自筹一半,另一半由公社拨款。李文诚把手一摊:“你们大队那一半从何而来?”秦耕久提出,请公社允许大队办一间水磨石厂,这个厂的盈利用来办学。如果县里不同意,那就叫县里批准我们办小学。
李文诚指着秦耕久的鼻子:“你这是将了县教育局一军。”
秦耕久狡黠一笑:“捎带,也将了县二轻工业局一军。”
这些想法与李文诚暗合,他把右拳头砸到左手掌上,说:“有想法,也有搪塞的理由。你们干吧!我没看见。”接着又补充一句,“偷偷干,别出事。”
秦耕久一啧嘴:“什么叫偷偷干,应该叫悄悄干。”
“对!悄悄干,蹚一条路子。”
秦耕久决定由大队会计毛鉴民兼任校长,聘用民办教师,工资按整劳动力的一倍半计算。
这是一个让人眼热的职位!
秦晴在父亲面前用尽了死缠烂打的手法,竭力把穆广推上这个位置。秦耕久也想借此机会弥补对穆孝林之死的愧疚。
毛鉴民翘起二郎腿,点上一支烟,慢悠悠地说:“这个这个,穆广这孩子嘛,嗯,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出在他的家庭出身,中农成份。本来江心洲办小学就没有得到正式批准,加之,大队利用这个由头,办水磨石厂。办厂要经过县里二轻工业局批准,没有批准就是非法的。做非法的事,就是违法乱纪。办学和办厂,两件未经批准擅自行动的事之外,再加上一个中农成份在当教师,这整个江心洲就成了‘封资修’典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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