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三章 纺织危机 (3-2)

1973年，香江成衣出口量首次超越意大利而摘取世界第一。1978年，香江虽然不及意大利同年出口值的三十三亿五千万美元，以三十三亿两千美元而退居第二位，但在世界制衣业强国如林的情况下，香港以一个弹丸之地的经济区，确实很厉害。

从八十年代初起，香港劳务成本高涨，粤省成为香港纺织制衣业的后方工厂，纺织品仍可在国际上保持强大的优势。

沪上是中国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在五十年代前，沪上纺织品产量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

沪上纺织业迁港有两次高潮。一次是香港沦陷前，当时沪上沦为日伪统治，而香港相对太平。

这些在港沪商的纺织厂，一小部分在日本战败迁回沪上，大部分则留在香港。

由于沪商的带动，香港本地商人开办了一些山寨式织布厂。

第二次迁港高潮，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最初是举厂南迁，主要是纺织人才及资金的流入。这一次迁港规模较第一次大得多，并且遇到劳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有几十万内地移民涌向香港，廉价劳力取之下尽。

在香港政府推行工业化之前，香港的纺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在工业化起步时，纺织业一马当先，成为众业中的明星，带动了香港百业的发展。

在香港的华商界，从事纺织业的沪商率先打破粤商称霸的格局。

香港是不择细流、兼容并蓄的汪洋商海，只要有能力毅力，就能找到施展的舞台，逮住适宜的机遇，就可获得应有的财富与地位。

纺织业的沪商，有的跻身于香港百亿富豪俱乐部；有的晋身两局议员，显赫一时，饮誉香江。

现在要介绍的三位纺织工会的扛鼎人物，来香港之前，都不是纺织资本家。

陈廷骅是浙江宁波人，父亲是宁波的殷商。陈廷骅中学毕业，便早早在父亲手下学做生意。

那时的沪上商人，有半数是宁波籍人，另一半来自杭州、嘉兴、太湖平原。

父亲说：“要想成大事，非得去沪上不可。”

十几岁的陈廷骅便坐船来到沪上。陈廷骅做事踏实，加上父亲在沪上的宁波帮老关系颇多，才二十出头的陈廷骅，便担任三家宁波商行的总经理。

1949年，陈廷骅携带一批金银来到香港，在中环爱群行租了一间一百多平方英尺的写字间，从事棉纱、棉布生意。

内地移民大量涌向香港，市面混乱，人心不稳，加上语言不通，生意分外清澹。

陈廷骅觉得自己不适合在香港做贸易商，跟广东人打交道，听粤语如听外语。

于是，就起念做工业家。他首选的业种，自然是纺织业，这是沪上人的传统工业。

陈廷骅做事稳健，动了念头，又迟迟按兵不动。

陈廷骅一面观察时局，考察市场，物色人才；一面维持纺织品贸易，筹措资金。

1954年5月，他通过邀股，组建南丰纱厂有限公司。

第一间纱厂设在新界荃湾，那里地价便宜。纱厂资本额六十万港元，两年后建成投产，月产棉纱四百包，每包四百磅，全部供应香港的织布厂，是当时较大纱厂之一。

周文轩、安子介来港时间与陈廷骅差不多。和陈廷骅一样，他们来港前都不是纺织业的圈中人。

周文轩是苏州人，在家乡念书至初三，正值战争爆发。学校内迁，周文轩被迫中辍学业，到沪上的一家染厂做化验生。

有了一些积蓄后，便邀几个好友，办了一间里弄小厂，专门生产缝衣车针。周文轩交往最多的，是商场和制衣厂，他常常跑那些地方推销车针。

1949年5月，周文轩携妻加入了迁港的人流。

如果周文轩不来香港，或许一辈子不会认识安子介，更不会成为生意合伙人。

安子介比周文轩稍大，1912年出生于沪上的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1938年，在商行任高级职员的安子介，携妻子儿女逃避战乱来港。安子介先后在香港的银行和贸易行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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