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钢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华夏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
在某些时候,华夏人歧视华夏人,更甚于洋人歧视华夏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钢,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包玉钢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钢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
其后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艘旧船,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到高兴。他知道包玉钢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钢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包玉钢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七千二百吨,船价为一百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为五年,第一年租金为七十五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钢能从日本银行开到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
结果,包玉钢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的,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当然桑达士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而贸然与包氏打赌。
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钢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
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
其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这正说明包玉钢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钢传中借用一句话,形容包玉钢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钢。包玉钢的事业是凭藉汇丰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钢发达,包玉钢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徊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存、互惠互利的。
1971年,沈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沈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沈弼时代。
汇丰银行在沈弼手中获得更惊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沈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沈弼的英文名1nbr,“沈弼”是他来华工作取的名。沈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职员。
1945年,沈弼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不过世界仍不太平,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沈弼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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