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政府派员调处,日本当局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近百名朝鲜人前去筑坝。日本领事除派日本便衣警察混在其间外,还派日本军警前去进行“保护”。
县政府据理向日本领事交涉,但日方置之不理,却督促朝鲜人加紧筑坝,限令7月5日竣工。
7月1日,万宝山的农民集合500多人实行填壕。
次日,日本警察竟公然开枪射击,打死农民数十人,然后又增派日本警察40多人前去镇压,并煽动华、朝两个民族之间的仇视情绪,使半岛发生排华惨案。
7月19日,金陵国民政府外交部派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长领事石射等人交涉,因日方提出无理要求,谈判无结果。
这次事件因土地纠纷而起,日寇行为严重损害了农民们的利益,还开枪打死了数十人。
就在月底,日寇还在奉天街头公开搞军事演习,给了张汉卿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这一连串的无耻行径立即引起群愤。
各地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发行专刊,介绍“两案”经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受难的海外同胞。
许多地区自发举行反日援侨大会。
7月3日上海滩商界举行反日大会。
7月22日,金陵商界举行反日大会。
7月23日,上海滩举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
7月30日,北平举行反日大会。
对此,叶洛一马当先,让人从天津港数次派轮船陆续接运受难华侨回国。
许多地区还成立外交协会等组织,从事反日宣传,呼吁人民抵制日货,敦促国民政府对日进行强硬外交。
全国逐步形成反日高潮。
对某些商人们而言,这是大好事。
他们就喜欢日货被抵制,这样他们的国货就能以爱国之名占领市场。
因此商人群体成了此次反日的主要力量,但是否真因为同胞的悲惨遭遇而做这些事,就不得而知了。
张汉卿和校长可不觉得这是好事。
他们生怕排日活动激怒日本,免得关东军真的武力入侵。
校长给张汉卿发去了电报:“全国的排日活动,恐被地下组织利用...故官民需协力抑制排日运动。”
他又表《告国民书》:“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而已。”
之后校长严厉取缔了金陵等地的排日活动,妄图以此缓和与日寇的关系。
这让带头冲锋的虞洽卿等人着实吃了一次暗亏。
张汉卿的做法虽然更温和,但他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就是不能激怒日寇。
两人其实都不是傻子,日寇今年在北方连番挑衅,此前还有叶洛的告诫,显然他们是真有了入侵的念头,但张汉卿两人还在搞国内问题,实在没有心力对抗。
因此只能忍让,忍让,再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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