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半截眉骑着自行车离开,林朝阳也骑自行车一路往东拐了两个弯,来到棉花胡同。
进了院子,他先将刚才收的东西放好。然后熟练的点着了正屋里的土锅炉,等炉膛内的火势旺了起来,他出门了公交车往火车站去,林二春老两口今天中午的火车到燕京。
在火车站前等了一个多小时,林朝阳接到了提着大包小包的林二春夫妻俩。
“又拿这么多东西干嘛,我们这边什么都不缺。”
“不拿放家里一冬天不也放坏了吗?拿点东西就你话多。”
林二春语气不耐,他本来都不打算来燕京了,奈何林朝阳一封又一封信的催。
“你看你这个态度,让你来燕京是来享福的,又不是来遭罪的,别想着地里那点事了。”
1978年的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一個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个农民相聚在茅草屋中,写下一纸字据。
字据写道: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然后他们以慷慨就义般的勇气在字据按下17个红手印和3个印章,代表全队20户人家。
在1978年,这个举动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
次年,小岗村打谷场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全队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充分体现了分田到户的优越性。
很快,小岗村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便传到了省里一把手的耳朵里,并且获得了高度认可,被官方媒体广泛传播。
但决定中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尽管有小岗村的成功案例在前,这两年国内关于是否要分田到户始终没有定论。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这个可能影响中国未来改革发展走势的决定都是慎之又慎。
直到今年下半年,积蓄了两年之久的风似乎一下子猛烈了起来,各种媒体关于“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讨论甚嚣尘,民间的反响也极为热烈,多个地方大员也在官方媒体公开发声支持改革。
这一切都在预示着,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农村改革似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命运。
最近这一年,关于分田的消息传的沸沸扬扬,地处偏僻的小杨屯也被这股风刮的飘飘摇摇,社员们根本无心劳动,见天儿的研究着分田的事。
林二春当了快二十年的生产队长,自然是不希望发生这种变化,可在这种国家大事中他又能做得了什么呢?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啊。
当了快二十年的队长,林二春第一次产生这种深深的无力感。
好不容易把今年的秋收熬完了,也不知道明年开春是个什么章程,偏偏林朝阳这个时候催着他回燕京,林二春自然放心不下小杨屯的事,心烦意燥。
听着林朝阳的话,他气咻咻的说道:“甭以为你现在出息了!没有生产队,没有集体,你能长成现在这样的大作家?”
林朝阳被他数落两句,无奈的看向张桂芹,“咋了这是?”
“别搭理他。知道的以为他是个生产队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国家呢。”
这几个月,林二春躁动的像头驴,张桂芹没少跟他生气,来了燕京有儿子撑腰了,她现在可不怕。
一路吵吵闹闹,坐公交车好一会儿,林二春注意到窗外的景色,问道:“朝阳,这不是去伱们家那条路吧?”
“咱直接去棉花胡同,那边都收拾好了,炉子我都给你们烧了。”
下了公交车,又走了几百米,三人来到小院前。
“哎呦,真变样了!”还没进院,张桂芹看着焕然一新的院门便惊叹了起来。
等进了院里,她更是满眼都是欣喜,口中称赞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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