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大明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后人只知有张居正而不知有高拱,真不知如何评价。
高拱这些措施,郭朴、张四维依例而行,但张四维之后朝廷进入申时行时代,心学派执掌了首辅大权,虽然申时行权威不足,很多时候和实学派的斗法都难以占得上风,但首辅该有的权力依然是有的。
即便吏部多数时候掌握在实学派手中,申时行依然能从大政方针掌握朝廷大势,使得实学派在任用举人为官一事上进入某种低潮期。不过,申时行囿于自身见识,对于有些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却很有影响的职务却限制不多,因此实学派仍然在此期间往这些岗位上添入了不少能力出众的举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高拱很是重视的马政方面。
广义上来说,大明的马政,在高拱接手时期已经堪称稀烂,即便高拱选调了许多年轻能干的举人进入马政系统,本身也只能把这稀烂的马政往上拉到勉强能用的地步。但是,由于俺答封贡的顺利进行,以及高务实的京华商社开始掺和其中,大明的马政开始快速扭转颓势。
马政马政,首先要有马,然后才配施政。原先马政难搞,一方面当然是负责马政管理的队伍拉胯,但更重要的一方面还是在于真的没马。
俺答封贡之后,土默特虽然非常愿意与大明互市贸易,但他们也不傻,并不愿意拿出最好的马种卖给大明,公马母马都不行,他们往往只肯卖骟马。
后来经由高务实的“经济影响计划”,土默特从上层到底层,越来越离不开大明的各种生活物资贸易,进而发展到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贸易。
说是钱不够,其实就是自家的货物不够。由此,高务实展开了第二阶段计划,开始说服土默特出售矿山、盐湖等资源的开采权,以及出售“非战马”级别的其他各种马匹,包括公、母马种在内。
此时高务实已经出任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道,于是在高务实的运作下,朝廷开始振兴马政,首先就是在辽东试点。由于高务实很快打赢了辽南之战,收复了辽河河套地区并晋升辽东巡抚,因此这项工作开展十分顺利。
辽东马场的振兴就从刚刚收复的辽河河套开始,高务实在那里将原先炒花部的草场划拉了至少一半,建立了新的辽东马场,一开始就用从土默特买来的马种培育挽马等非战马类马匹,后来又用缴获的炒花部战马种马开始培育战马——当然,他还有私底下的手段从土默特、嫩科尔沁乃至叶赫部搞到战马种马。
总之,“新马政”由此起步,大明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各类马匹培育基地。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手,而且并不仅限于养马育种的专业人士,还包括大量的管理人员。
专业人士其实反而好办,大明只要肯花钱,多的是日子不好混的蒙古人愿意为大明养马——别说养马了,投靠大明的骑兵将校都多的是,各部边军谁没有几支“达兵”(本意是鞑兵,为了说得不那么难看,写做达兵)?
笑话!李成梁也好、马芳也罢,一直到原历史上的吴三桂,但凡牛逼点的边帅,谁手里没有一支充斥着大量蒙古人的精锐骑兵家丁部队?
后世总有人喜欢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提什么民族矛盾,实际上这年头都还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哪那么多民族矛盾?当大明内政干得不好,就会有大量的汉人“投北”;当草原上受灾严重要饿死人,就会有大量的蒙古人“投南”。
活下去都无比艰难了,民族还算什么隔阂?更别说高务实的习惯懂的都懂:钱给够,跟我走。
于是,欣欣向荣的辽南马场就成了实学派往里投入大量举人轮流刷经验、刷资历的好去处……之一。
既然说了是“之一”,当然这种好去处就不是只有一个。随便举几个例子:高务实当初推动军工私营的时候,有个不太“资本主义”的做法,即要求朝廷往这些私营军工企业任命监察人员,一来监察军工产品流向,二来监察企业财务,当然这主要是为了监督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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