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石广勇在早稻田上课的时候,就提出樱花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再次增长,必须得转型发展的去库存去产能,举的例子便是华国的改开。
而桃乃穆香内因为其专业,对华国的半导体行业发展,也是很有了解的。
和很多人的印象中不一样,华国的半导体产业起步并不晚。
在一众回到新华国的黄昆、谢希德、王守武、高鼎三、吴锡九、林兰英、黄敞等半导体前辈大师的带领下,华国半导体产业从建国之初开始蹒跚起步。
不得不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华国的电子产业干得非常不错,四机部成立的两年后华科院就研制出了65型接触式光刻机。
桃乃穆香内在读书的时候就非常的吃惊,华国竟然在1965年就有了光刻机!
而那时候ASML还没诞生,而八九十年代光刻巨头尼康也刚刚进入光刻机领域,而美国,也开始搞光刻不久。
65型光刻机研发成功后,华国并没有停止脚步,1978年美国推出世界第一台商品化的投影光刻机——DSW4800,3微米制程,而仅仅两年后,清华大学也同样推出自己的投影光刻机,精度同样达到3微米。
可以说,在光刻这个领域,华国在那个年代是紧跟世界前沿的,比新罗、夷洲岛都要领先10-15年。
这些技术是无数满腔热血的科研人员,硬生生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靠拼命取得的突破,有力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电路和计算配套。
然而问题来了,拥有如此卓越技术储备基础的华国半导体行业,又是怎么在短期内便陡然衰落下去的?
这让当时正在念书的桃乃穆香内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她遇见石广勇,嫁给他成为人妻,在两人日常交谈中,她才想明白这个道理。
华国的半导体产业,成于举国计划体制,但是,问题恰恰也出在了这里。
华国的学研产模式师从红色巨熊,习惯于通过运动式的集中攻关,来突破某一项技术。
这种举国体制不能说有错,起码在军工领域是非常有效的,比如两弹一星,只需要考虑芯片可不可靠,而从不考虑良品率和成本。
但是这一套放在民用芯片上,却根本行不通。
军用芯片,成本高一点没关系,速度慢一点没问题,质量差一些不要紧,只需要解决‘有’的问题即可。
但这三点却是民用芯片的命脉。
只有在电路设计、晶圆厂制造、封装测试等各个方面都精益求精,才能生产出市场能接受的芯片。
这个加工工艺和生产流程,就像老钢厂工人看一下钢水颜色就能判断温度一样,充满了很多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技术诀窍,完全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你集中几千人攻关就能解决的,只能在无数次的生产中慢慢摸索出来。
可是华国军用芯片领域那一点点的需求,根本无法支持芯片大规模生产。
华国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王守武,在改开之前的一次科技发展座谈会上发言说:
“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樱花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在那个年代,全国很多人连吃饭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又哪来的民用芯片需求呢?
如果没有大规模消费应用后的利润反哺,国产芯片每一次‘全力攻关’,实际都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又一次的吸血。
所以,华国当年空守着不算太落伍的技术,却无法投产,没法通过市场检验和利润反哺进行技术迭代。
在那次座谈会两年前的1975年,燕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研究出华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硅栅NMOS、硅栅PMOS、铝栅NMOS)1K 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在国际上不算最先进,却远远超越夷洲岛和高丽。
但那又如何呢?
两弹一星不需要快速迭代,几十年前制造的东风5至今仍是华国战略核武器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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