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太子李弘的回归,原本按部就班的东宫上下,也像是被上足了发条的机械一般;紧锣密鼓的加速运转起来。而他在光顺门内的例行听政,也变得越发正式和务实起来;不断有人被提拔或贬斥。
或者说,如今太子李弘的势力和声望,已经足以支持他做出更多的改变,更进一步的人事调整。比如,留给京兆府少尹最后一点体面,准他就此告老还乡的同时,京兆府中下曾官吏被汰换了一轮。
而籍着宰相遇刺和刑场逃囚事件的余波,在光顺门内的听政朝会上;又有人将矛头对准了在中元节突击决囚的刑部司,以及在后续追拿中表现不力,让人犯多次逃走的金吾左右翎卫中郎将/六街使。
因此,除了相应主官受到不同程度的罚俸、考功减等的处罚之外;太子李弘又应臣下所请,以协理和督办为由,派遣一些东宫所属加入其中,乃至暂代一些因此缺位职事;直到案情彻底归结为止。
而后太子李弘锐意进取的第三把火,却是烧向东西两大市所属的市令和常平署;因为突击搜查东市所获得的违禁品和不法勾当,让身为直属上级的太常少卿郑休远,一时脸面无光而主动上门请罪。
但太子李弘却是好言宽慰之的轻轻放过;但作为相应权衡和妥协的代价;市令和常平丞都要因此换人了。但继任的人选乃是另一位留都宰相,大学士萧德昭的门人,几乎连夜上门以示讨好和恭顺。
虽然对方信誓旦旦的全力配合与协助,未必会有多少真正的成色;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也不至于成为,东宫影响和渗透两大市内的营生,并籍此继续开拓更多财源和域外商路的妨碍了。
当然,在这一切纷扰之外,其实还有鲜为人知的第四把火。就是十几名初入仕途的年轻选人,怀着澄清吏治和至君尧舜的理念、志愿;在太子李弘的暗中推动和资助之下,加入到了御史台的备选。
与此同时,在长安和洛阳的诸多书坊中,开始大量上架一系列的新书;引的当地一时争相阅览。其中最有名的,无疑就是十一年前去世的一代高僧,玄奘三藏所着的《大唐西域记》官方重校版本。
尤其是其中一部分敏感的内容,被重新删改过,并增加了许多“秩名”“无名商”备注和小传;来证明五方天竺的风土人物,及其富熟丰饶程度。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王玄策的《中天竺国行记》。
却是在他寂寞无闻的去世之后,由他代办身后事的从子(侄儿)僧人智弘,代为捐献的书稿十卷,绘图三卷;并召集了当年追随王玄策数入天竺,而尚且在世的使团成员,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校准。
虽然王玄策在后世,以“一人灭一国”,与副使蒋师仁指挥借来的1200名吐蕃兵和7000尼婆罗兵;就轻易横扫了北天竺到东天竺的大片区域;击破敢于袭击唐朝使团的新兴势力,那伏帝阿罗那顺。
最终,攻破王都茶镈和罗城,降服五百八十座城邑;又在乾陀卫江(恒河支流)大破那伏帝王后请来救兵。俘获阿罗那顺及王妃、诸子、大臣、贵族等,男女三万多人、牛马二万余送到长安献俘。
如今的阿罗那顺的后代,还在殿前值役。此后他又三度出使天竺,从东天竺王尸鸠摩处,获得牛马三万,及弓、刀、宝珠,缨络等物;从迦没路国获得异宝和版籍地图,赐予当地老子像以为供奉。
还从最后的佛门圣地——大菩提寺/超日寺,带回来宝珠、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等供物。但最关键的是在高宗龙朔元年(661年),王玄策奉令从天竺带回10名制糖大匠。
由此在天竺淋晒制糖法的基础上,改良为中土特色的“竹甑法”,制出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这种印度沙粒糖的梵语名称是“sarkarā”,时人音译为“煞割令”;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代进步。
不过在当下,其实已被更先进的浸染法所取代,而成为东宫名下遥控的赚钱门路之一。除此之外他的数次出使。也由此开辟出了一条中土通往天竺的稳定商路,既穿过吐蕃势力范围的青海/羌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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