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当下影响更大的,则是随之而来的内情通报上另一个消息;根据广州市舶司和通藩属、海事院的初步对照/核计,这次藩贡船团运来的贡金和献礼,仅达到了上一次三年前的八成和七成略多。
反而是各种随船的藩货、土贡数量,大大增加了。这就有些问题严重了,因为如今朝廷的财计,有三分之一是依靠外藩诸侯的贡献;还有三分之一的进项,则是从与外藩诸侯的通商互易中产生的。
光是广州都督府一地,就代表了号称臣藩三百家的南海诸侯,及大小澳、五方天竺、南部膻洲(非洲)、西牛贺洲(欧洲)部分、乃至是西国大夏的海路藩贡;约占了朝廷藩贡和通藩收益的半数。
其次才是东海列藩及远洋的北俱芦洲/新洲大陆,约占了藩贡收益的两成份额;还有剩下一成则是由西北路和西南路的诸侯藩属,随贡献出来的。至于北境草原上的塞外诸侯,反而需要朝廷的补贴。
而在这些海外诸侯当中,也只有包括大夏等强力藩属在内的半数成员,能够提供足额的贡金和献礼;还有三分之一因灾荒、道路受阻之故,只能提供往年的部分份额,剩下的因领地动荡无力同行。
因此随之反应过来的,是位于广府的债市中,诸多藩债应声大跌;仅有少数大诸侯/强藩的债券,一枝独秀不跌反涨。但这显然也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东海、西南、西北的藩贡,同样难以幸免。
而且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很可能会持续上很长一段时间;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了天下的方方面面。其他的不要说,光是靠外藩通商为生计,就是相当庞大的产业链。
这也是江畋离京之后,计相刘瞻派人送来的口信中,最为担心的事情。但他也同样在私下有所保证,无论朝廷财计如何艰难,但拨付给暗行御史部的经费不会减少分毫,甚至还会继续不断的追加。
毕竟,大唐已经承平好几代人的百余年光景,无论是官私民间,还是朝堂大内,都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底(财富/资源);就看计相领导的三司使院,如何的整理财赋,将其有效调动和周转起来了。
不过这还轮不到江畋来考虑;唯一有所影响的,大概就是夷州的通海公室。但显然梁公后裔的一门三家,代牧海内的“无地藩主”京兆本家,和广州府的南海公室,域外的西国大夏受到影响更大。
至少,相对于拥有自古以来华夏九州之地的大唐朝廷;定都安息故地的西国大夏,拥地数千里而番邦臣属无算;南海公室除了海南、安南的辖地之外,同样监领着南荒的骠国、真腊、林邑的故地。
就算是相对最弱的枝干,通海公室也直接领有一个产出富庶、户口稠密的夷州大岛,和东海到黄海沿岸的群岛;同时,还负责管领远洋新洲之地的拓荒诸侯们,及日常往来中土的藩贡、通商事务。
相比之下,留在京师的“无地藩主”京兆本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按照当初梁公退养离京前,令诸子在洛都紫微城的明堂内,对大唐天子盟誓九州鼎前;天家垂拱华夏,梁氏代牧海内屏藩。
因此,身为梁公嫡系血脉的京兆本家;虽然没有任何直辖的领地,而被称为“无地藩主”;但却是朝廷法理和大义名分上,海内群藩诸侯的共主。由此也掌握着几乎所有诸侯的藩贡和分配处置权。
而之所以不是全部,因为还有一些历代天子,所陆续册封就藩的血亲皇族、宗室成员;虽在诸侯外藩中虽然只占极少数,但同样绕不开“无地藩主”本家;只是可以以祭祖为名,直接奉献宗正寺。
因此这“无地藩主”本家,虽然没有任何名义上的领地产出,却掌握几乎天下三分之一的岁入;以及大量直接或是间接的相关权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宗藩院和藩务院的二元体制,也是为之服务。
故而,当初扶政五朝六帝的尧舜太后,也是以联姻笼络等诸多手段,确保京兆本家保持了一个相对中立的立场;这才抽出手来压制和分化瓦解,同出梁公一手缔造的龙武系,影响极大的扶政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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