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这次正旦朝会的影响和余波,就是第二天开始突然接踵而至的大量奏疏和呈文;经由中书省的通事舍人,转到太子左春坊的舍人院。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正五品以下官员的文表、递奏。
既包括了对于国之储君的问候与请示,也有对于时局和朝政的个人看法、乃至是具体事项建言献策的投书;同样也有诸多中下品官员之间的,相互举告和变相的纠举、弹劾;更有源自个人的申状。
然而出乎几位宰臣意料的是,这些骤然涌现的奏疏和呈文;被转到了东宫之后,以一种相当可观的效率,得到了迅速的处理和回应;甚至还有专门针对一些具体个人的回复,以信笺形式转呈到人。
更有一些投到东宫的文章,被以作者个人名义,刊载在了新出现的《古闻今要上;并且副署上了具体东宫属官的点评和意见。这不就免越发的轰动一时,激发了京畿内外继续上书和呈请的热潮。
乃至在京的士人、学子,官员、大臣之家,也开始以收集《古闻今要,并且热衷讨论其中所提出的各种议题,为风靡一时的时尚之举。在短时间内,就将影响扩散到京畿道外的关内、山南之地。
也由此以激烈讨论的话题为依托,在这一片纷繁扰动之间,无意间引出来了几条大鱼;比如,以个人名义在《古闻今要投稿的定州鼓城人魏玄同,还有蒲州汾阴县今山西省万荣县人薛元超。
魏玄同乃是贞观年间的头批进士科出身,后来累任长安县令,迁吏部郎中。麟德元年,涉嫌联合西台侍郎上官仪谋废武后,坐罪株连流放岭外。直到上元改元才初赦还京,如今正在家中闭门谢客。
薛元超则是以门荫入仕,历任太子舍人、给事中、中书舍人,迁黄门侍郎;素与上官仪有文字之交,也因此受到牵累,被罢官流放嶲州。直到上元改元大赦,薛元超得以返回京师,出任正谏大夫。
这两位也是未来武周、中宗朝的宰相之中;直言敢谏、富有经略之人。虽然此时尚未完全发迹,但在朝中已颇具资历名声。因此,通过投稿《古闻今要的形式,对监国太子表示出某种天然亲附。
而随着魏玄同初次前往东宫觐见之后,又顺势举荐了太学生出身的宋州宋城县人魏元忠。而魏元忠直接面呈太子时,指出“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士之家而蒙抽擢者”,甚得上意。
因此不但这番言论,被刊载在《古闻今要增发的副刊上,还赐帛以示嘉奖。魏元忠又举荐了太学生的同学,盩厔人江融,连同其撰写的《九州设险图,号称全面记载了古今用兵成败方面之事。
随后,魏元忠、江融很快授予司经局正字的九品官身,委任以督建水力印坊,和筹办京畿各地藏书楼的职责。而在短时间内,就以这些人为标杆,滚雪球一般聚集起来一批,追寻学问的年轻士人。
而相对于表现出颇为热衷功名,以白身奔走门下的魏玄同;刚刚复出担任正谏大夫的薛元超;就要含蓄的多了。他只是在面见和拜谢太子李弘时,偶然提到了一个友人,时任泉州清源县丞张柬之。
这位在大唐的历史上,可就是典型的重量级人物了。张柬之字孟将。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曾是太学生,为国子祭酒令大儒狐德棻的爱徒,以显庆四年659年高宗主持的殿试,授进士。
然后,就被外放清源县丞履任至今。要知道,清源县位于穷山恶水间的闽地,仅次于岭南的贬放恶地;也是用来打发那些宦途倒霉蛋的所在。以县丞卑职更是与殿上进士不符,显然当初别有隐情。
因此在原本的历史线上,他要到永昌元年689年,应举朝廷贤良科目召试,以六十四岁高龄,在对答策问的一千余人名列第一。授官监察御史,后累迁为凤阁舍人,开始了一番大器晚成的人生。
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未来历经的武周、中宗两朝的名相;他是国老狄仁杰病重去世前,推荐给武则天的继任人选;也是由他领头的五大臣,发动了复辟李唐的神龙革命,将中宗李显拥立上了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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